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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安全格局中最为关键的两个国家。它们之间关系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关系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形势的演变。因此，印巴关系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为周边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所关注。
思维定势的明显突破
2004年，印巴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从年初到岁尾，印巴两国关系持续缓和。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推动印巴关系走向突破，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大胆提出“愿意搁置联合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决议的要求，不再拘泥于全民公决”的设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于去年10月25日发表电视讲话，明显改变了巴方几十年来一贯坚持的“全民公决”的立场，提出了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大胆建议，即使该地区实现非军事化，将查谟和克什米尔分为7个地区，可分别采取独立、共管和托管的方式决定其前途。尽管印度方面没有做出正式反应，但巴方此举无疑为打破传统思维定势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路。而在事实上，印方也加紧了对此建议的内部研究，并宣布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永久性撤出2万军队。外界普遍认为，印度此举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印巴关系的进一步改善。12月27日，印巴两国外长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双方回顾了两国间前一阶段8轮对口会谈的成果，讨论并确定了2005年的对话日程。从各方透露的信息来看，印巴关系的明显改善并非是针对某一事件的权宜之计，而是双方在经过认真而深刻的反思之后做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思维变化。
历史因素的强力制约
客观地讲，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内在动力正在不断增强。无论从印度来看，还是从巴基斯坦来看，都有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但是，由于印巴两个宿敌之间植根于历史的剧烈冲突和长期存在的战略对抗，双方和解的进程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历史渊源来看，自从印巴分治之时起，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成为先天注定的运命。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当时的主要矛盾体现为民族解放力量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对立，教派矛盾暂时居于次要地位。另外，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采用“分而治之”政策，使得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到了民族解放运动后期，教派冲突普遍达到严重激化的程度。尽管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圣雄甘地和尼赫鲁坚决反对国家分治，但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真纳则坚持“两个民族的理论”，认为次大陆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民族，应该分为两个国家，给两个民族以单独的祖国。由于矛盾无法调和，特别是内战危险迫在眉睫，英属印度被迫进行“活体解剖”，基本上按照宗教原则划分为两国自治领，后来各自先后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在分治的过程中，在印度一方的穆斯林大量被杀，土地财产遭到抢劫，在巴基斯坦一方的印度教徒也难逃恶运。为了活命，居住在两边的少数派居民分别向另一方逃亡，结果形成了巨大的难民迁徙浪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8月到1948年4月的9个月时间里，大约有1400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进行大迁徙，大约60万人死于教派仇杀。这种惨不忍睹的景象，对两国的民族心理带来了长期难以磨灭的阴影。
从国家安全战略来看，印巴之间曾发生过三次战争，其中两次是围绕着克什米尔问题而展开的。这个问题发端于印巴分治之时。根据《蒙巴顿方案》，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划归巴基斯坦，各土邦可自行决定加入任何一方或保持独立。克什米尔土邦内穆斯林占77%，印度教徒只占20%。但由于该土邦信奉印度教的土王有意加入印度，结果在印巴之间发生了持续两年的血腥战争。在联合国的努力下，印巴两国实现停火，并划分了停火线。在19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印度加强了克什米尔内政化的步伐。于是，巴基斯坦于1964年制定了吉布拉塔尔行动计划，派遣受过训练的武装人员越过停火线进行游击战，支持当地“自由战士人”的反印活动，结果引起印方激烈反应，两国再度发生战争。此后在1971年，两国之间发生了第三次战争。1999年，两国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卡吉尔冲突，被人们称为“第三次半战争”。这几次战争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资源消耗，因而对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两国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敌国情结”。尽管时间已过去了很久，但这种情结的深远的影响绝对不可低估。
和解之路仍很漫长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巴两国进行了多次改善关系的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几度发生反复。在新的历史时期，印巴缓和关系的努力确实出现了值得令人鼓舞的势头，但是两国关系的真正和解还有赖以下必要条件：
首先，战略思维的深刻转变。长期以来，印巴两国互相视对方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安全战略和军事部署完全遵循这种判断而展开。印度的战略决策圈始终认为巴基斯坦是最重要最现实的安全威胁。这一点，无论是在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还是在印度国防部的年度报告中，都是反复加以强调的。另外，印度还十分关注在克什米尔地区的越界恐怖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对自身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上，印度坚持该地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底线是坚持现在的“控制线”，坚决不会允许该地区的任何部分脱离它的有效控制。对于印度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不会容忍打开国土裂变的“潘多拉盒子”，造成难以应付的连锁效应。否则，它将面临着国内其他地区分离主义的更大挑战。尽管印度高层设法摆脱因克什米尔问题造成的安全困境，但要转变基本的立场绝非易事。对于巴基斯坦而言，尽管它首先提出关于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新思维，但要彻底放弃长期以来的基本主张，也需要在各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无疑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其次，政府权威的足够有效。从印度方面来看，去年5月，国大党联盟在远离权力中心8年之后重返政治舞台。国大党及其盟友在议会545个席位中只有219席，它只是在左翼政党的“外围支持”下才执掌权力的。作为一个弱势政府，它难以在如此重大且敏感的问题上做出重大决策。从巴基斯坦来看，它面临着朝野政党的烈性冲突。特别是一些穆斯林宗教政党的崛起，使得政治力量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这些宗教政党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十分强硬，坚决反对“抛弃那里的穆斯林兄弟”，坚决反对“对克什米尔自由事业的背叛”。尽管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仍然身兼陆军参谋长，被普遍认为具有相当权威，但反对他的声浪一直不绝于耳，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多次尝试对他暗下黑手，不能排除今后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性。
还有，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到目前为止，印巴关系的缓和进展不错。双方在一些具体的领域采取了有助于加强良性互动的建立信任措施，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为进一步改善关系做出了必要的铺垫。但是，由于双方存在深刻的心理隔阂，彼此疑虑很深，不容易很快建立真正的信任。特别是涉及到重要利益的时候，双方都难以做出重大让步。一般说来，要真正解决利益矛盾，特别是由来已久的利益冲突之时，任何一方都必须做出必要妥协或让步，这样才能使小步互动累计成较大互动。在这种互动的过程当中，需要一定的耐心。任何操之过急的举动都可能造成对对方意图的误判，进而导致关系的停滞和倒退。因此，人们期待着印巴两国能够逐步建立起更多的信任措施，逐步修复长期的心理裂痕，努力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尽力避免反复和倒退，使两国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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