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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2005年春运进入第六天,也开始进入最高峰。
尽管铁路部门作了充足的准备来缓解客流，尽管已有一部分民工流、学生流提前回家，但汹涌而来的人群还是将宽阔的北京西站门前的广场挤得凌乱不堪。
北京气温骤降。刺骨的寒风吹打在进站的人群身上，他们会本能地瑟缩一下。
广场上一群操着四川口音的农民工十分扎眼。他们身边七七八八的行李包、箱子、塑料桶、油漆桶堆成小山一般，没能捆好的棉被露在外面，看得出来，他们几乎把整个家当都带在了身上。这群人是早晨8点半坐汽车从天津赶到北京西站的，本来打算买1月31日凌晨0时10分回成都的车票，由于票已卖光，他们只好改坐2月1日凌晨0时10分的火车。
何浪忠、王光英夫妇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对。记者与他们一起在北京西站度过了等车的36小时。
广场上的4个小时
1月30日中午12:00外来务工人员优先售票区。王光英和同伴们买到了2月1日凌晨开往成都的A157次列车车票。“才排了不到二十分钟，比我们想像的快多了！”她兴奋地说。王光英的老家在四川隆昌，去年二月份随同丈夫去天津宝坻温泉城工地打工，这次取道北京回家，在一起的全是在一个工地干活的老乡。由于拿到了车票，每个人心里都踏实下来，大家不住地打闹开玩笑。
13:30由于候车室里人多挤不进去，拿到了票的王光英和同伴们仍然呆在广场上。大家把所有的行李堆在了站前广场西北角的一块大广告牌下，这里可以避风，还有一排椅子可以用来休息。何浪忠和几个同伴觉得老呆着没意思，便出去到车站之外的地方逛了逛。王光英和另两个女伴留下来看行李。她坐在一个大的行李包上，用四川味的普通话对记者说，里面装的是他们在工地上盖的被子，来的时候就带着它们，因为不知道明年还去不去天津的工地上干活，所以得把这些东西带回去。
“比我们老家冷多了，工地上又没有暖气，每天晚上睡觉都很冷，这不都给冻成这样了。”同伴陈莲章指着自己右脸颊上的一块冻疮说。她舍不得买太贵的药，只抹点一块钱一瓶的蛇油膏，好久了冻疮还没下去。由于天太冷，冻疮几乎变成了酱紫色。
14:20王光英夫妇和工友们在广场上不停地搓手取暖，但没有一个人感受到一丝暖意。王光英的另外一个同伴唐太宇说，尽管天冷得让人难受，然而可以回家过年还是让他保持着乐观的心情。“不就20多个小时嘛，一会儿就过去了。”
唐太宇是陈莲章的丈夫，外表憨厚。他刚刚从候车室打听到，像他们这样2月1日凌晨才能上车的人是不准在候车室等候的。他无奈地看了下手表，然后从随身携带的热水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脸冻得发紫的妻子。
15:50出去溜达的人都回来了。本来就模糊的阳光越发散不出一丝热气，寒风越吹越冷，大家开始商量换个地方。本来打算就在广场上对付一夜，但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
王光英和大伙儿商量着进候车室等，即使被赶出来也能暖和一会。但何浪忠担心东西太多搬来搬去太麻烦，商量了近十分钟后，众人还是一致决定先搬进候车室看看，在外面呆着会冻病的。
拥挤的候车室
16:10一伙人背着行李、拖着箱子、提着装着食物的桶和热水瓶，费了好大力气才挤进大厅，上了电梯来到第六候车室———他们将从这里登上去往成都的火车。候车室里拥挤异常，他们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大家把东西堆在男卫生间门口的墙边上，几个人便倚着行李休息。王光英坐在装咸菜的小塑料桶上直打盹，她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怎么睡觉。
“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也睡不了几个小时。”何浪忠说。王光英在工地上为工人们做饭，她一个人要负责50多个人的伙食，每天3点多就起来干活，6点之前必须把饭做好。洗菜、切菜、炒菜、蒸米饭几乎就是她的全部生活。何浪忠是工地上的木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是常事。夫妻俩为了生计双双到外地打工，女儿就寄养在叔叔家里。“我们出来时带了张孩子的照片，想时就拿出来看看。”何浪忠笑着说。
17:10第六候车室里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想插只脚下去都很困难。何浪忠拿出一根香烟抽了两口，想了想，掐灭，又放进烟盒装进口袋。滞留的人越来越多，候车室的通道完全被堵住，工作人员只好把停留在过道上的人员都撵走。何浪忠为自己占据的位置恰好没被赶走而暗自庆幸。
18:20已经到了晚饭时间。同伴们有的拿出随身带的暖壶，准备倒开水泡碗面吃，有的开始吃早晨从天津买的便宜蛋糕。王光英花5毛钱在候车室里买了个茶叶蛋，她舍不得花3元钱买碗面———火车站里的东西太贵了———她得省点钱给孩子交学费。明年孩子该上初中了，一年学费就要1000元左右。茶叶蛋吃到一半噎住了，王光英拿出自己带的缸子从暖壶里倒了点水边吹边喝。不过她坚持让丈夫买碗面吃，因为他干体力活太累了。
候车室里不断进人，时常有人挤碰到他们，但吃完面的何浪忠把头倚在墙边，旁若无人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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