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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审判决，张福科已不像前些时候那样气愤和冲动了。两个多月的经历让张福科有些疲惫了———如此多的疑问和不解同时涌来，令张不知所措。
为什么报纸上公布的中奖号，又说不是中奖号？
为什么福彩中心可以不遵守自己定的规则？
为什么法院对一组简单的数字也辨不清？
更让张福科不解的是，自己明明在福彩中心看到自治区财政厅给福彩中心的批复中规定，“25选7”二次开奖“娱乐奖”的期限，是2004年10月10至2004年11月13日，共10期。可如今都到了2005年2月了，“娱乐奖”仍在进行。显然福彩中心是在违规超期销售。
报纸上公布的中奖号不符合福彩中心自定的规则，已经引发纠纷，为何福彩中心依然如故，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张福科的不解，在2005年2月17日出版发行的《新疆都市消费晨报》、《新疆都市报》上得到印证。在这些媒体上公布的新疆福利彩票“25选7”二次开奖公告第2005012期开奖号码为“01020405071113”，这一组号仍不符合6连。
任栓林律师说：福彩中心到目前为止已进行了30多期，远远超出了财政厅规定的10期限期。而且仍旧按原来的方法开奖，最近几期开出的中奖号有的仍不符合他们自己的规则。
记者发现，在2月17日的《都市消费晨报》上二次开奖公告用的是“开奖号码”几个字，而《新疆都市报》却仍用了“中奖号码”。
据张福科称，春节前福彩中心的领导曾找过任栓林律师，希望能从中调解，私了此事。但张福科明确表示，这个官司他要打到底。
虽然当地媒体对这场风波表示出异样的平静，但在一定的范围内仍引发不小的风波和反响，形成一个个疑团。
销售：违规还是合法
2004年是新疆福彩辉煌的一年，销售创新疆福彩发行以来销量最高纪录，全年共计6.438亿元，人均购彩33.45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2.253亿元。这其中也凝聚着福彩中心工作人员的心血和汗水。
“娱乐奖”就是为了促销而举行的。福彩中心主任尹明奎点明了搞“娱乐奖”目的。
但尹明奎并不认同“娱乐奖”违规超期销售这一说法。
尹主任递给我们一份文件，这是新疆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打给财政厅的《关于使用调节基金开展10起“娱乐奖”促销活动的报告》，上面有这样的表述：为了回报新疆广大彩民，经我中心研究，拟从2004年10月10日起到2004年11月13日结束，连续10期开展“娱乐奖”25选7二次开奖促销活动，预计使用调节基金200万元。
在这份报告后还附有一份“娱乐奖”游戏规则，规则称：如果奖不出，游戏继续，直到开出大奖为止，奖池累积10期到200万元后，不再累积。
“这个玩法自开设销售以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中过。奖没有开出来就停止，我们怕对彩民无法交待，因此只好延期直到开出奖为止，这也符合财政厅的批复。”尹明奎主任解释。
尹主任称：既然财政厅批复了我们的报告，也就是认可我们附上的游戏规则。
据了解，国家财政部在2001年就彩票发行问题专门下发了《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其中对调节基金使用有这样的规定：电脑彩票可以从返奖奖金中提取调节基金，专项用于支付各种不可预见情况下的奖金支出风险，调节浮动奖奖金以及设立特别奖。
2002年财政部又下发了《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彩票机构动用调节基金，需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2月17日新疆财政厅综合处副处长李小忠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证实，新疆福彩中心举办的“娱乐奖”促销活动得到财政厅的批准，是合法的。
在“新财字(2004)121号”文件中我们看到了给新疆福彩中心的批复“同意你中心从2004年10月10日至2004年11月13日，使用200万调节基金用于10期，‘娱乐奖’25选7促销活动。”
李小忠说，“娱乐奖”2004年11月13日后仍继续销售，他们并不知情，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对福彩中心的做法，他们并没有加以制止。
为此，李小忠解释：福彩中心超期销售并没有及时进行汇报，当我们发现后进行了询问，福彩中心答复是奖还没有开出来，停下来怕彩民会接受不了，所以继续销售。我们也考虑实际情况，等大奖开出来后就停止。
“如果这个奖一直开不出来呢？就这样一直销售下去吗？”记者问。“200多年开出一次的说法并不确切，奖开不出来是个特殊情况，过一些时间会开出来的。假设这个玩法确有技术问题，大奖开不出，我们会采取办法妥善处理，会把这200万调节基金用其他方式回报给彩民。”李小忠说。
“批准这个玩法时，是否请专家对这个玩法进行过论证，或是看过福彩中心提供的可行性报告？”记者问。
“就我所知，福彩中心有专门的人员进行过测算……”李小忠承认在福彩中心的报告中，并没有详细的可行性分析。
促销活动还是新设种类
新疆福彩主要有“35选7”和“25选7”、“18选7”、“10选7”以及“3D”五种玩法。李小忠称，这五种玩法都是国家财政部批准的。
对于“娱乐奖”的性质，财政厅和福彩中心态度一致，都认定“这只是促销活动，并非正式的彩票游戏种类，只要当地财政部门批准即可，不需要报财政部批准。”“这种做法是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是一种变相搭车，说白了‘娱乐奖’其实就是‘13选7’，是一种新玩法，只是和35选7、25选7在规则上稍有不同而已”一些对彩票有研究的彩民说。
财政部下发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彩票机构拟修改彩票游戏规则或发行销售方式，应先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并由彩票发行机构向财政部提出申请。未经财政部同意，彩票机构不得擅自修改财政部批准的彩票游戏规则和发行销售方式。
是促销活动？还是新设的玩法？这直接关系到福彩中心是否违反国家财政部的规定。
对财政厅和福彩中心的说法和解释，一些彩民却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是不是新设种类，不是谁说了就算，促销加奖活动和一种新的玩法怎样区别？该如何界定？这需要拿出有力的、科学的依据。
李小忠也承认对目前“娱乐奖”出现的问题始料不及，“如果大奖长期开不出来，也成问题”，同时他也表示，财政部门的职责只能对各种销售活动进行财务监督，但对一些彩票的具体业务和一些操作细节并不十分熟悉，监管起来确有一定难度。
李小忠称，彩票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制度、规则、条例和法规还都不健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困难，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健全和完善，补失监管缺位。他表示，通过这个事件，给我们提了醒，给我们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严格执行现有的制度和规定，在职权范围内对彩票管理要更周密和到位。
任栓林律师接手这个案子三个来月也感慨颇多，他从这个纠纷中窥视出许多问题，在他看来这远比这个案件本身更有价值。
他总结为三缺：
一缺：缺少专业人才。一种彩票的玩法和一种促销活动都需要有专业人员事先用科学的理论和手段进行充分评估、测算和审核，这样才可以确保游戏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避免盲目性。
二缺：缺乏监管能力。一些职能部门往往只能对某一部分进行监管，而对操作过程和细节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监管办法。
三缺：缺失法律依据。因为没有《彩票法》，遇到法律问题，找不到足够的法律依据，一些规定和条例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这给依法行事造成很大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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