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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希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艾滋病防治专家。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获得者，67岁。
他第一个走进文楼村
2005年2月8日除夕之夜，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河南上蔡县，看望因艾滋病失去亲人的老人和孩子，和大家一起吃团圆饺子，观看演出，共度除夕。在各大媒体刊发的照片中，一幅温总理和一名小女孩的照片不禁让人眼眶潮湿，这名小女孩的亲人已经因为艾滋病而离她而去。温总理在这个特殊时刻的到来代表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与慰问。
上蔡县的文楼村是这里暴发艾滋病最早的村庄之一。去年，河南省向文楼村等38个全省艾滋病重点村派出了驻村工作队，帮助患者治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经过一年的努力，文楼村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群众生活得到改善。村里建起了设施完备的小学、深井自来水塔、标准化卫生所和群众文化活动广场，实现了村通公路、户通自来水，所有艾滋病患者得到免费治疗。
提到上蔡县的文楼村，提到这里的艾滋病，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桂希恩，他是第一个使文楼村问题浮出水面的医生。
2004年6月11日，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抽出时间，登门看望了武汉大学医学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
温家宝总理一走进这位教授家的客厅，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迹，很感动。我还在最近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表扬了你的事迹。这次到湖北出差，专门来看看你。”
光顾“艾滋村”心痛产生责任
桂希恩最先了解艾滋病是在一九八一年那是桂希恩在美国学习的时候，老师向他讲授了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的传染病——艾滋病，但是这种疾病被认为是通过同性恋来传播的，桂希恩当时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有生之年，中国绝不会有这样的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和西方不一样，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在十八年以后，一九九九年的那个夏天，他听到的，和看到的那一切，让他觉得难以置信。
在他所在医院里，有一个老家在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进修医生。村里人生病了，都喜欢找他。这名医生发现村里很多青壮年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1999年6月，迷惑不解的这名医生向桂希恩请教，希望桂教授帮助他把病因找出来。
桂希恩还没有想到这是艾滋病，他推测是传染病，因为他听说患病的人大部分是青壮年。1999年的6月底，桂希恩在天津参加全国传染病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没有直接回武汉而是直接去了河南，从驻马店下车，桂希恩第一次来到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看了几个得“怪病”的人，桂希恩大吃一惊：这些人的临床表现非常像艾滋病，他们有发烧；有口腔溃疡有口腔的真菌感染；还有很多人出现皮肤上的带状疱疹；有些人有长期的腹泻；有些人有淋巴结的肿大；这些都符合艾滋病的表现。这一次，他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2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河南，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了10个艾滋病病毒阳性者。并从这些人中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且他还了解到，这些成年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都曾有卖血的历史。这个事实让桂希恩非常震惊，因为那里得这种病的病人已经很多了，而且这些人都是卖血的，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严重了，因为他的血有可能给别人。他当即意识到得这种病的病人肯定不局限于他发现的那几个。
桂希恩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赶快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他们的家属进行控制；同时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病人。可是信寄出去后，桂希恩并没有得到回音，去文楼还受到干预。可是桂希恩不会就此停下自己的脚步，一种医生特有的责任感使他再次来到文楼村，就这样，在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村庄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他将自己的报告给了河南当地政府。1999年10月31日，桂希恩带着他在文楼村的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报告直接递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立即做了批示，随后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到文楼村——使之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桂希恩这样讲：“我之所以，敢给李岚清写信是因为我有数字。”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进行慰问和救治工作。当地政府对桂希恩的态度也和缓了很多。
把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有关艾滋病的普及知识也在当地一点点地推广，那里一名村民最早被确认患有艾滋病，他到邻居家里坐过的板凳被主人扔掉，村里人见了他就躲。为了让这名病人不再受歧视，桂想了一个办法：他在村头与病人拍了张握手的照片，摆放在病人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以此告诉村里的人，一般的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每一次下去，每到一个村庄，桂希恩都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宣传艾滋病知识。
去别的地方调查治疗，桂希恩常常和医疗队共同前往，可是去河南，他总是选择一个人去，因为他说对这个小村子，自己好像已经有了一种不一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这些患者的朋友，每次去河南，他都是自费，而且往往还要破费一些，多多少少给这些朋友一些帮助，对这些，一般他都很低调，可是，惯于在媒体面前保持低调的桂希恩，有一次却主动地站到了媒体面前，那缘于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他将5名来武汉治病但受到歧视的河南艾滋病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在媒体面前很低调的桂希恩，也是第一次主动站在记者面前，向大家讲述艾滋病病人的种种悲剧，呼吁人们能宽容、关心他们。
那是在2001年5月9日，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程金等5人，来到武汉求医于桂希恩教授，他们来的路费都是桂教授提供的。医院安排5位病人住进一个即将拆毁的旧房子里，但即使这样也遭到邻居的强烈抗议，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恐慌，也为了证明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正常的接触不会传染，桂希恩毅然将5名艾滋病病人接到自己的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共用卫生间。在桂希恩家并不十分宽敞的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客厅摆着两张床，住着两位女患者，书房里住着程金，他把平时自己住的房间让给了另一位患者和他的孩子。每天一日三餐，桂希恩与5位病人像一家人一样，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桂希恩还不时为他们夹菜，让他们感觉在家里一样。这中间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小插曲，程金在那一段治疗期间，看到桂教授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在离开武汉前，特地将媒体捐献给他的一件崭新的衬衣悄悄压在桂希恩教授的枕头底下，并在纸条上留言道：“作为一个专家，您的穿着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这件衣服您留着比我更有用。我知道当面给您的话，您不会接受，所以在临走前将衣服放在您的枕头底下，只有用这表示对您再次感谢……”
由此可见桂希恩教授在自己的生活中，是很简朴的。桂希恩教授的母亲是美国人，奶奶是法国人，女儿也在美国工作，许多亲戚都在国外，按常理他的生活应是十分富裕的，然而一生节俭的桂希恩教授对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苛刻。
获得“贝利·马丁奖”
桂希恩曾14次下河南，为500多名艾滋病高危人群做检测，每确诊一位病人需600元，而这些费用都是桂教授掏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钱。看到有的病人家境困难，他还要给个三五十块钱。凡是他接触过的艾滋病病人，很少没有得到过他物质上帮助的。得知当地政府缺乏资金，他又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1万元钱，寄给当地有关部门，希望他们能为艾滋病病人做点工作。而他自己每次到河南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店，带着方便面和馒头，有时太晚了就在艾滋病病人家里住，为了接近村民，端起病人递上的水就喝。
就在把艾滋病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的那一次，他每次为病人抽取血样，都是在自己家里进行。桂希恩说：“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危险，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桂希恩也从不让助手抽血。他说，也许在有生之年他看不到解决艾滋病的方法，但他坚信一点：人类一定会战胜艾滋病，这种信念不但支撑着他，也在支撑着和他在一起的同事们。
2004年2月28日，欧洲银行家马丁·哥顿来到武汉市，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希恩，奖励他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工作。颁奖现场，桂希恩宣布他要把五千美元奖金全部用作艾滋病防治工作。
对于那些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桂希恩认为他们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因为不断进步的医疗水平可以把他们的生命维持到很长时间，在西方有许多著名的人物作为艾滋病患者，仍然在成就着自己的事业，一样可以让自己的生命燃烧，一样可以拥有生命中的光环与芳香。
采访手记
桂希恩教授是个大忙人，但是他很少开自己的手机，所以联系采访他只能拨打他办公桌上的热线电话。几次电话打过去，都是一位工作人员接听的电话，告诉我：“教授不在，他去开会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电话那一端听到了桂希恩的声音，那声音平缓、沉静，虽然他一再表示自己所作的工作实在没有什么，只是尽到了一个医务工作者的本分，实在不值得媒体大肆报道，但是即使是婉拒，你也不会感到有一丝的距离感，那种语气仍然是一个医生所特有的亲切，这种亲切的声音本身就具有魅力，就是磁场。最终，电话这端的我给了桂希恩一个特别的理由：宣传您本身就是宣传防治艾滋病，通过我们的报道也不只是让读者感动，更是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性。在这个特别的理由下，桂希恩没有放下手中的听筒，于是我们有了一次简短，却是非常愉快与深入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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