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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封面 |
导言 农历猴年岁末，一本名叫《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传记不动声色地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最显眼的书架上。无任何官方宣传，无任何大规模的公共宣传活动，然而，仅仅10多天，第一批印刷的20万册图书在全国各大书店销售一空，春节期间马不停蹄赶出来的40万册，也旋即被市场瓜分，让出版社、销售商、读者都大吃一惊。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是国内首次为在世的领导人出版传记，而且出版机构不是来自中央，而是地方……我们看到，《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无可争议地成为近期最热门的社会事件、文化新闻之一。
此书的作者库恩博士今天将专程到访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并于昨天(2月23日)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当我们走近他的时候，银发、微笑、态度和蔼、气质雍容，吐字清晰，没有一丝刚刚结束越洋飞行的倦态。这位以作为中国人朋友为荣的美国人，很快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此书撰写、出版的前前后后。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只有通过解读中国的历史，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现实。我设想通过一个能够反映时代变迁的人物，写他的故事，写一代人的故事，写个人生命历程中国家的命运。我想，这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神奇魅力与显著进步的最生动的形式。
创作全追踪
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记者：怎么会想到要写一本中国领导人的传记？
库恩：我在中国十多年，对这片土地感情深挚，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和三教九流交朋友，在这里看到许多东西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然而我的美国同胞乃至西方世界中的许多人还陷在对中国认识的迷雾中。我想多做一些事情，尽可能地让外面的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
记者：是什么具体事件直接促成您动笔写这本书？
库恩：2000年，江泽民先生访美，接受了哥伦比亚电视网的著名记者华莱士的专访。我和朋友满怀希望地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并看完了全程，结果让我们异常沮丧——因为华莱士的节目中对江先生的部分评价很不公正，这一点对于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国见多识广的著名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惯性认识误区，更不要说老百姓了。我当时就觉得动笔写《江泽民传》刻不容缓，美国人民需要通过了解一个领导人的个人史，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真正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这个国度，要用历史来解读现实。美国的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就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
科学，是我取舍、组织材料的唯一标准
记者：您写此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有哪些？
库恩：我听广播，看电视，借助网络搜索资料，研究各种各样的论文文献，这样积累了许多年。除此之外，我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保证我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这样，我们最后收集了3000万字的文献资料。
记者：对于中国来说，您是一个外来者，您如何保证您搜集到的信息足够客观、公正、全面呢？
库恩：写传记，首先是科学，而非艺术。我非常骄傲我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科学家，我读博士期间攻读的是一门听上去很可怕的学科：“头脑解剖学”，学院里的训练让我有比较完善的科学思维方式，帮助我在铺天盖地的材料面前保持客观冷静。关于一个题材，我总是要求有许多种信息来源，多方求证，反复推敲，最后才敢下结论。
记者：有人说你在书中把中国描绘得过于美好，你是否认为自己粉饰了中国社会现实呢？
库恩：(思考了片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学问题。在我眼中，真实的中国已经足够有说服力，再不需要画蛇添足地粉饰什么了。现在外界对中国的了解，数量太少，内容也有许多歪曲，可是据我所知，只要真正接触(他在这个词上加重了语气)过中国的人，没有不喜欢中国的。因此，在中国的形象宣传方面，我认为只要把真实的东西展示出来，就不用担心观众会不喜欢。
谁能客观地告诉我关于江泽民的事，谁就将是我的采访对象
记者：您拟订的采访计划是怎样的？
库恩：首先，我选了几个江泽民先生学习、工作过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长春、南京、扬州等。同时，寻找江先生的亲朋好友、同窗同事，这是很好的采访对象，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
记者：您怎么挑选您的采访对象？给您印象最深的是谁？
库恩：首先就是，谁能提供客观信息，谁就可以成为我的采访对象。在实际的采访过程中，有5位重要人物对我帮助很大，是我这部传记能够最后成文的关键。他们是：江先生的妹妹、同窗、同事和老领导。我很荣幸采访了汪道涵先生。他第一次见到江泽民时，江才23岁。向来到工厂视察的汪道涵描绘了工作设想的情景至今让汪记忆犹新。通过这些采访对象，我深深感受到了江泽民的人格魅力与风采。当我以后再见到江泽民先生的时候，想起了他的老同学的描述，我感到非常亲切。
我的妻子经常取笑我：“他又去见江泽民了。”
记者：为了这本书，您整整花了4年时间，这4年间让您觉得最痛苦、最快乐的是什么？
库恩：这两者往往意味着同一件事。年复一年通宵达旦的案头工作，全情投入，让我痛苦的同时，又觉得非常快乐。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是3次重写、5次编辑的结果。第一稿是70万字，现在47万字左右。我的手提电脑随时伺候，方便随时写作。许多个夜晚，一吃完晚饭，就一头扎进书房，妻子常常取笑说：“瞧，他又去见江泽民了。”(全场大笑)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传统笑话了。
记者：顺便问一下，现实生活中，您见过江泽民几次？
库恩：3次。第一次见到江先生，是1993年，我住在古巴哈瓦那一家宾馆的行政楼里，在走廊上，看见了江先生，当时他正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我很惊喜；第二次，是2000年9月，我见到江先生，在纽约的一个招待会上；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我聆听了他关于几个问题的讲话。
写这本书让我感觉到了中国人情世态里的美
记者：这本书的写作对您个人来说有什么帮助么？
库恩：写这本书让我感觉到了中国人情世态里的美，让我重新认识了“关系”这个词。国际社会中，一提及中国的“关系”，一般就让人联想起，腐败和不规范操作等等，但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的中国人，我亲身体会到他们交往的方式，让人联想起人类很久远以前那种彼此信任、互相包容的美好关系。在他们淳朴的表情里，有一种让人十分感动的天真和坦诚。
记者：举个例子好么？
库恩：我把江先生的亲朋好友看成了自己的亲人。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就好像亲人久别重逢。那天，当我见到江先生的妹妹江泽慧，我忍不住紧紧拥抱她，我们都非常高兴彼此能够见面，我想，这就是亲人间的感觉。
记者：具体地说说，写这本书，您得到了什么？
库恩：(大笑)得到了两个称号，一个是“消极反华主义者”，一个是“新一代的斯诺”。不过言归正传，有人猜测，我通过写这本书，在中国获得许多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我想正式澄清一下，我本人是花旗银行的执行董事，但在写作此书的4年间，在中国并没有任何项目，没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报酬。我准备把此书稿费的50%赠给3个慈善机构。
说起中国正在经历的伟大历史变迁，库恩如数家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6年来的每一次转折，他都洞察着其间的微言大义。听听他怎么看“三个代表”，为什么如此迷恋中国，让我们解开——
库恩的“中国情结”
记者：1989年3月您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就被深深吸引，请问吸引您的是什么？16年来，您平均每年会来中国四五次，每次一到中国就兴奋，是什么令您对中国如此着迷？
库恩：1989年宋健博士邀请我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时，我对中国并不了解。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中国人民热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单纯激情，像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我。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到中国，仅北京就有50多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我很高兴能亲身体验其间中国传统文化和动荡历史之间的冲突，感受中国人民在艰苦奋斗中的喜悦与伤痛。给我留下美好记忆的还有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样的人情关系非常宝贵，这是我在美国无法感受到的。
记者：您深入了解中国的16年，也是中国在世界舞台重新崛起的16年。
中国16年的伟大变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关键几步在哪里？
库恩：毫无疑问，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页。1993年和1994年江泽民和他的团队领导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1997年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私营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考克斯报告》出台，“中国威胁论”出笼，在中美关系遭遇极大挑战时，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美谈判达成协议。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指出改革催生了由“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业主、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组成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推动力之一，这标志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改造。
而江泽民与胡锦涛权力顺利移交，更表明中国已走向拥有文明政治生活的国家。
记者：能谈谈您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吗？
库恩：花旗银行是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在中国有广泛的业务，我是花旗集团的执行董事。我们愿意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海外上市和海外并购提供服务。在写作《江泽民传》4年多里，我个人在中国没有任何商业项目，停止了在中国的一切商业活动。
记者：为什么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中国威胁论”，您认为和谐的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什么？
库恩：我不是一个政治学家，也许观点不专业。“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是两党竞争的产物，它是党派选举和政治宣传的需要。在美国民众中存在的对中国的不友好情绪，是政治宣传误导的结果。和谐的中美关系基于两点：互相尊重，彼此了解。现在中美能做到互相尊重，但彼此了解仍没有真正解决。
库恩博士在谈及家人和朋友的时候，笑声不断。《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远非他的一切。
《江泽民传》之外的精彩
记者：这本书出版后，在中国反响如此热烈，这会让你的生活发生什么改变么？
库恩：我的生活从来都是在变动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笑)不过，也可以这样说，这本书出版对我的影响是，以前是花大部分的时间写这本书，现在是用大部分的时间讨论这本书。(大笑)
记者：您能谈谈《江泽民传》之外的自己么？比如，您的常规工作是什么？
库恩：我喜欢我的社会角色是立体的，希望我的多重身份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从事银行投资、公司战略策划，又是作家、编辑、节目主持人。
从1990年代以来，我把许多精力投入到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个工作中，现在看来，这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骄傲。10年间，我和我的拍档以介绍中国为目标，设计了6个项目，《江泽民传》是第5个。(伸出手指，开始历数)1995年，我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合作，筹集150万美元，拍摄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14个故事全方位反映中国。2000年的时候在美国357个公共频道播出。这是第1项。建立库恩基金会，组织“中美媒体高层论坛”，鼓励中美两国高级传媒人互相“换位思考”，非常有趣，对促进了解沟通也非常有益，这是第2项。出版《中国制造》继续讲述中国发生的真实故事，这是第3项。在2000年千禧年首脑会议期间在美国11个城市进行长达25天狂轰滥炸式的中国文化宣传，这是第4项。第5项就是今天讨论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6项，也是我们正在进行的项目，是美国PBS、英国BBC联合投资400万美元的《中国》，现正在西藏拍摄，我们试图用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来解释现在的中国。
记者：您策划的这些大项目无往不胜，是不是主要依靠您强大的政府公关能力和资金支持？
库恩：(非常严肃)不是，依靠的是我的激情和热情，是学习的兴趣。通过向世界介绍中国，我认识了许多有精彩故事、有精彩观点的中国人，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对我生活影响很大。比如，现在正在拍的《中国》，我认识许多中国第一流的专家，通过他们的介绍，我学到许多东西，而这种学习更激发我对中国的热爱，向外面的世界介绍中国的渴望。我和我的拍档朱亚当都是银行投资者，如果这4年用来做银行投资，收益不言而喻，可是我们都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工作中去，在那里我们寻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无比的乐趣。
记者：您身边精彩的人一定不少，能谈谈您的朋友们么？
库恩：真正的朋友，是用来分享经历的。这样的朋友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许多。美国的朋友，现在你就可以看到(指坐在一旁的朱亚当)，他22岁时遇到我，16年的友谊，志同道合，现在是我亲密拍档。中国的朋友和我分享的东西有些不同，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以前我无法想像的。
记者：能给我们讲你印象最深的一个人么？
库恩：一个朋友，请原谅我不能提他的名字，被关进牛棚，天天被打，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可是还是每天保持7个小时的读书时间。他说，在物质生活最艰苦的时候，在所有尊严被剥夺的时候，学习就是活下去的理由。
这个人的经历给我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觉得生命应该就是如此顽强地向上，再向上，永不言弃。
记者：听说您的家庭成员全都是公众人物，谈谈他们好么？
库恩：我非常自豪家人都很有艺术修养。妻子是钢琴家，大儿子拍电影，小儿子是制片人，女儿是工会演员。因为我始终喋喋不休地在他们面前谈论中国，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国家。(笑)我的小女儿丹尼拉，常在好莱坞拍戏，她演的《Traffic》曾获得奥斯卡奖，我非常为之高兴。她最近参与拍摄央视的一个叫做《朝鲜战争》的电视剧，演一个战地记者，她还在中央九套即将播出的一个节目《重新发现中国》(《Reresearching China》)中当主持人，欢迎大家收看。(全场大笑)
记者：你们家庭教育是不是很民主？我听说你和太太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有点分歧。
库恩：(大笑)是的，我的太太觉得演艺圈竞争激烈，是非也多，所以担心女儿将来的发展，可是我觉得人应该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有激情、有兴趣的职业。我们经常争论个没完，甚至发动朋友一起参与。但我们家和许多美国家庭一样非常民主，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我和太太是支持布什的，我注册为民主党，而我的小孩都是克里的铁杆拥趸。上次选举之前，家里简直吵翻了天，小女儿在中国还特地飞回家，一定要抵消掉妈妈的那一票。(大笑)可是过后，我们照样还是非常相亲相爱，彼此关怀的一家人。
记者：您对广东和广州了解得多么？
库恩：(笑)不太多，我主要活动的城市在北京，我想我以后要让《南方日报》多告诉我一些关于广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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