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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帮助这些战争受害者和历史见证者，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
| | 朱巧妹这位有可能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去世 |
世界上最年长的侵华日军性奴隶“慰安妇”幸存者朱巧妹于2005年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在上海崇明县庙镇家中去世，终年96岁。这些年来，二战时期“慰安妇”幸存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日本的诉讼，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起胜诉。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二战时期遭受折磨的妇女一个个地离我们而去。这不能不让我们为整个慰安妇群体现状产生担忧。
“慰安妇”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并且首先从上海开始实行慰安妇制度。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虹口指定了4个“慰安所”，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慰安所”。
当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在那里经历了他们人生中最屈辱的生活，而目前我们已查找到的仅仅是60位左右。现在，她们已经八九十岁，风烛残年，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因为曾经遭受性暴力，她们大多无法生育，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相当拮据。目前我国唯一从事慰安妇研究工作的机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只能为他们提供少得可怜的帮助，那就是每个月给每位受害者100元的生活费。这笔钱来自于海内外的捐款，如果捐款用尽，每个月那100元的帮助也将中断。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
2000年我国举办了第一个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国际研讨活动，2001年国内首次为慰安妇做了法律公证，据统计目前我国唯一从事该项研究工作的机构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他们对上海、海南、武汉、湖南4个省市的十几位老人的遭遇进行了公证，这其中也包括刚刚去世的朱巧妹老人。
她们讲述了自己的个人遭遇，比如被日本军队在崇明岛的驻军强迫做慰安妇、为他们做性奴隶、被日本军队性奴役，这些事实，她们的亲身经历，通过口述的方式，已成为公证文书并将作为重要的证据保存下来。
但是进行公证的人数只是冰山一角，并且就在公证工作艰难进行的同时，又有20多位老人先后去世了，目前掌握的幸存者人数仅仅是39人。
现在因为经费的问题，为慰安妇夫进行公证这项工作已经被迫搁浅，而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一旦一一离世，明天谁又能为历史作证呢？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从1993年开始，苏智良已经进行了12年的慰安妇问题研究，走访了国内数十位慰安妇幸存者。目前，他正带领60多位特邀义务研究员在全国进行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取证工作。但在目前的工作中，他却遇到了问题。
苏智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这个问题是如何永久的保留证据，我在2001年、2002年就开始请国家公证处，法律公证处对这些老人的受害事实予以法律公正，永久的保全证据，比如说刚刚去世的朱巧妹和其他的已经去世的老人我们都做了，但是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在海南，在湖南，在武汉等地都做了一些，但是没有全部做，为什么呢，就是缺少资金和人手，有些地方他是公证处不肯免费，一定是坚持要有费用的，要收费用，然后有些地方是山区，然后要车子接送，还要吃饭等等，所以有的地方一个人公证下来要两三千元人民币，甚至更多，所以由于资金的关系，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这项工作。
2月20日，上海最后一名中国籍原慰安妇朱巧妹老人辞世。这意味着慰安妇研究工作又失去一个重要而有力的证据。不只是慰安妇群体，劳工、毒气弹、南京大屠杀等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算一算就可以知道，这些幸存者的平均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如何帮助这些战争受害者和历史见证者呢？我们采访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副组长康健。他从1995年就开始无偿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打官司。先后参与了13起日索赔诉讼案件。其中，2002年4月的福冈劳工索赔案和去年3月的新泻劳工索赔案都获得了一审胜诉。
我们来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康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副组长)：日本政府对这段历史还是一种暧昧，而且他的宗旨还是想否定，所以我们主张权利，这段历程也是非常难的，可能也是漫长的，所以作为我们中国国民，我认为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应该关注这段事情，这段历史，也关注这些受害者，关注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另外就是我们也给他，不仅是道义上的支持，也希望能给予全方位的帮助，因为他们身体都非常差，给医疗或者其它方面的帮助，他们活下来，实际对加害者就是威胁。
关于如何保护这些历史见证人的问题，东方时空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如下：
您认为要保留这些“历史活化石”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政府增加资金投入37%
2、增加历史研究和相关记录人员23%
3、加大宣传，消除歧视观念23%
4、增加民间的捐助10%
5、其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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