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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很怕在报道中使用诸如“某校某专业某人”之类模糊的消息源，因为害怕读者认为我只是用脑采访———凭空想像，杜撰事实。但这次没办法，我得遵守对采访对象的承诺。
记者来访，几位研究生很高兴也很愿意倾诉，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的报道，让更多的人关注研究生的处境。但他们多次请求记者：“千万别写我们的名字和专业，别提具体的项目，连学校也最好不要提。”他们害怕被导师怀疑而遭到报复。
“导师对我们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赵文这样说，“论文能否过关，能不能拿到学位证，都是导师说了算。”因为得罪导师而日子很不好过的例子，他们都听说过，所以，他们怕导师，敢怒不敢言。
“终于有说话的地方了。”一句话听得记者很心酸，在他们眼里，“说话的地方”是指说了就能多少产生些效果的地方。对导师的不满、抱怨甚至怨恨，在平时，只有几个“同病相怜”的人一起时，才能痛快地宣泄，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他们的处境。
给导师“打工”，学不到东西，如果收入能多点，赵文心里也会好受一些。他曾经多次鼓起勇气想请导师加点工资，但一次也不敢开口。
研究生3年，大部分时间很可能就是帮导师干些“体力活”，还会累得够戗。我把王克的遭遇讲给一个朋友听。朋友正在某重点大学读传播学的研究生，常常向我抱怨导师一心扑在自己的广告策划公司上，一学期也难得见几面。朋友一拳砸在我的肩膀上，笑嘻嘻地说：“和王克相比，我幸运多了，至少导师没让我去他的公司打些无用工。”朋友似乎满足了。
在几位研究生的眼里，导师似乎只管赚钱，就像一个皮包公司的老板，极其廉价地使用着手上的十几名研究生。有的导师对某个项目的研究领域并不熟悉，也接了下来。这样的例子，赵文听说的比较多。
“这个研究生读得太失败了。”几位研究生都有类似张勤的感触，他们很郁闷，也很无奈：不是学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学。因为自己的时间，大都奉献给了会给“老板”带来巨额利润的项目。
高校里还有多少导师在兢兢业业地指导着自己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知道答案的问题。但接受过采访的不少人都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达一种预感：当研究生越来越多的时候，好的导师恐怕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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