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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海归者在英国一所著名大学读博士，被学校聘为“research fellow”。回国后，这位海归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把自己的职位译成“院士”。
院士，在国内语境中向来被视为最高学术荣誉。这位连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取得如此骄人成绩的海归者被媒体称为难得的天才。徐友渔对此感到很疑惑。时隔不久，他来到英国另一所著名大学求学，向英国学者请教这个问题。英国学者的回答让他非常吃惊：徐在当时国内单位的头衔是讲师，在英国他也可被称为“research fellow”。原来这是一个在国内相当于“助理研究员”的称呼。
时隔几年，徐友渔回国后惊异地发现，越来越多的所谓翻译问题出现在海归者的个人履历上。
“不排除有的当事人做手脚，有意给自己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
这种在个人履历上出现的翻译问题被一些人戏称为“局部失真”。这些海归者的确从事过履历上提到的工作或学术研究，但他们的履历与真实发生的行为相比有一定差距，最明显的差距是在头衔的翻译上。
比如，一个年轻学者毕业后曾任职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他当时的头衔是“permanent economist”。如果按照中文直译，就是常驻经济师。事实上，这位学者归国后在自己的履历上翻译成首席经济学家。
有人对他的头衔产生怀疑。众所周知，美国的经济学研究极为发达，此方面的大师比比皆是。而华人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学界能排得上名次的屈指可数。这位学者在学术上算有自己的建树，可刚毕业的他能与在这个圈内奋斗了多年的学者们相比吗？
美联储的回应让人失望：在美联储内部，permanent economist这个称谓是对最基层的工作人员的统一称呼。如果按照国内的语境理解，就好比是在政府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
这位学者对此的解释是：中美翻译不同。其实，这也是很多涉及“局部失真”问题的海归者对这个问题通行的解释方法之一。这个解释听起来颇有几分道理。不可否认，的确有些海归者不了解国内情况，因而产生了在翻译上的差别，“但也不排除有的当事人做手脚，有意给自己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徐友渔说。
上海大学一位教授认为，与学术剽窃不同，这是利用两种不同语境，夸大实际所做的工作成就，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局部失真”在违反学术道德的边缘打了一个“擦边球”。与那些伪造学位证书、剽窃学术成果等严重的违反学术道德的事件相比，翻译上的“局部失真”问题的性质相对要轻得多。毕竟，当事人本人曾经从事过这样的工作。
“这种翻译上的‘局部失真’的风险要小得多。毕竟，它还有退一步的余地。”徐友渔研究员说。一旦产生歧义，语境不同造成的解释不同是一个听起来很好的借口。
实际上，很难对这种行为作出处罚。学术界本身对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还没有一个严格的处罚措施，何况这种还称不上是违规的行为。
“没有必要在翻译问题上纠缠过多。”吉林大学教授邓正来说。在他看来，这种行为不单单是翻译问题。在翻译背后引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海归者“局部失真”为何屡禁不止？
社会需求滋生了集体失语
“新语丝”是方舟子创办的网站。在这个以学术批评为主的著名网站上，“局部失真”问题经常成为热点话题。在另外一些学术批评网站，比如杨玉圣创办的“学术批评网”，也常有类似的内容。
这类评网站的关注直接导致媒体对这类事件的关注。通常的操作模式是：在网站线索指引下，媒体对当事人及相关人士进行采访，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来维护学术界的诚信。方舟子所在的网站和媒体曾经揭露多起类似事件，可是类似事件依然相继发生。
“个人在这件事情上要负责任。”一位著名教授说。“与其指责个人，不如更多地关注个人之外的因素，”比如说，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和大学。
以许传玺事件为例，吉林大学教授邓正来对个人以外的因素提出质疑：一是求职者本人的学术简历，无论是作为教育部门还是他所在的教育单位，有没有认真地核查过？二是他所谓的这次当上院士所有文件所提供的信息，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和他所在的单位有没有核查过？
“为什么都没有核查？”邓正来教授说，“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们期望新星、期望某种学术带头人能够突然出现，我们乐见其成。”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国家正在力图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对一所好大学而言，一流的师资是绝对必须的。可一流的师资从哪里来？高薪聘请外国一流大学的老师来华任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尽管国内一些著名高校也在打出全球招聘教授的广告，相对而言，更多的应聘者还是来自华人学者。事实上，因为经济差距，国内大学能提供的薪水有限，加上学术研究水平和学术硬件环境的差距，国内多数高校不足以吸引大量国外优秀师资来此任教。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成了一个相对变通的方法。一些国外著名学者应邀到国内高校短期任教，与中国高校的师生一起分享该领域前沿知识；或者是用专款设立一些项目教授，比如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计划”、清华大学的讲习教授制度等，集中几个月的时间在国内高校任教。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应邀前来任教的更多的还是华人学者。在国外学术圈内的耳濡目染，加上个人的努力，他们与国内同期毕业的同学相比，在学术上的进步可能要更快一些，相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都有所建树。“正因为大学在急剧扩张，每个大学都要塑造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很多大学都弥漫着崇洋媚外的风气。”徐友渔研究员说。聘请海归者成了不少高校在短期内提高自己师资水平的最便捷的方式。“这种行为可以大大拔高造假者的地位，并使他们获得学术、政治或经济上的好处。我们揭露了多起这类事件，可造假者都毫发无损。”方舟子说。
对不少学校来说，当然希望应聘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成就。这样既可以提升学校的品牌，也可以彰显学校的吸引力。当局部的负面信息出现时，谁又愿意主动出面承认自己犯了错呢？
邓正来教授总结说：“这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对这种东西的需求而导致的。”简单地说，就是制度上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才有人会提供这样的产品。即使产品出了一些小问题，也很少有人会因为这种瑕疵而“退货”。
有圈内人评价，正是因为如此，在越来越多的“局部失真”现象发生时，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集体失语。
在诚信体系比较健全的社会，说谎者必定付出代价
“局部失真”的问题也存在于国外学术界。比如说，前几年著名的“舍恩事件”。舍恩这位年轻科学家任职于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在短短几年内，他和他领导的小组相继在一些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给舍恩带来极高声誉，他也被认为在未来几年内很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
后来，有科学家对舍恩的实验数据提出质疑，从此揭开了光环背后的真相。为了多出成果，他虚构了一组又一组实验数据。毫无疑问，舍恩离开了贝尔实验室。
在诚信体系比较健全的社会，说谎者必定会付出代价。实际上，国外学术界也有一个相对成熟的惩戒体系，比如说，由学术机构自己建立“灰名单”。学者一旦有违背学术规范的事情发生，就会立刻被记入名单中，并受到社会诚信体系的惩罚，比如，在几年之内不能申请研究资金或必须离开自己任职的机构。国外很多大基金会掌管着相当多数量的科研资金，他们的手头都保存有这样的灰名单，一旦在名单上看到熟悉的名字，这个人会被不客气地剔除出申请者的行列。
在目前的体制下，这种惩戒难以在国内学术界实现。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诚信体系还没有建立，遵守规则的问题就不是学术界自己能把握的。“健康社会有三种行当直接与人打交道，特别不能造假：医生、教师和律师。如果这三个行当造假成风，就说明社会的诚信体系已经触底，岌岌可危。”一位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如今我们就处在这种状态，敢于说真话者受到打击，而造假者本身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相反得到的利益在不断扩大，诚实与直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个时候应该引起警觉的就不是哪些个人或者哪个行业，而是造成社会谎言运行的根本机制在哪里？”他说。他理解人们为何总在学术界呼吁应该如何如何，问题是学术界的人也是社会中的人。“你要求生活在谎言社会中的学术界保持洁白无瑕，是做不到的。更大范围更有实质利益的谎言体系包围着学术界，多少年来学术界也在逆向淘汰，剩下的人都学乖了，他们支付不起洁身自好的成本。”他说。
务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让学术界有所规范。“我认为不用对这类事情本身进行专门的制度建设。”徐友渔研究员说。实际上，任何一个学术机构在申报时已建立相应的规则，它所在的评委会、学院或者系，本身都可以把关。与其建设制度，不如现有的机构认真工作，如果这些机构真的尽到责任，这类事情的发生自然可以减少很多。
邓正来教授认为，如今主管机构和有关教育部门更多地注重对人的称呼，而不是对学术成果本身，这是一个应该校正的观念。实际上，对做学问的人来说，不论是学术事业，还是教育事业，都是踏踏实实拿作品出来说话的，不是任何荣誉头衔可以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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