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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我受朋友谢的委托，去机场接他的表弟小赵，从此也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贪官的家属。
谢在电话里对我说，小赵要去南加州大学学经济。在加州上学的人都知道这里流传着一句话，大意是如果一个美国孩子出身世家，他将会上斯坦福，如果家境平平但是成绩优异，去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如果家里有钱但是成绩很差，那他还有南加州大学可以选择。
南加州大学是一所以学费昂贵著称的私立学校，所以听完谢的介绍后我就断定，小赵家里这次必定出了大钱。我再仔细看他的行李，是一套LV的箱包，我不禁撇撇嘴。小赵很敏感，立刻问我：“怎么，是不是这个款式已经不流行了？”我只好解释说，美国的大学生穿着用品都比较随便简朴，很难看见这样全套LV出行的。
坐上我的二手福特，小赵开始用手机给家里人挨个打电话报平安。过了一阵我问他“除了谢,你在美国还有亲戚吗？”“没有了。”小赵想了想又补充说，“不过我爸在这边有一个朋友，他这两天恰好出门做生意去了。我爸妈让他在美国照顾我，包括我来上大学也是他帮忙联系的。”
小赵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转过来说：“既然那个叔叔这两天不在，你明天可不可以陪我去买些东西？”“买什么呢？”“车子和房子应该是那个叔叔替我安排，我想先买一些衣服和日常用品就可以了，要不就去罗德奥车道吧，我妈去年到那里买了好多东西。”我听了不禁吐吐舌头，罗德奥车道位于全美国最有名的富人区比弗利山，那里卖的几乎全是顶级奢侈品。我虽然在洛杉矶呆了一年多，但到那里几乎只能在街上看，不敢走进去问价。于是我婉言谢绝了小赵，告诉他自己打车去就可以了，说着话就把他送到了目的地——一家五星级酒店。
过了几个月，我恰好在一次中国学生聚会时碰到谢，我走过去说“你表弟可真厉害”，遂告诉他那天我的遭遇。谢看周围没有别人，悄悄告诉我说：“他当然可以这么厉害了，反正花的都是别人的钱。”原来小赵的父亲是中国南方某省的一位厅长，平时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和一些商人来往，在他为这些商人提供一些“便利”的同时，商人们也投桃报李，不停提出要“邀请夫人到美国、欧洲玩玩”。这次小赵来美国上学，也是其父和美国某位华裔商人的“交换条件”。华裔商人为小赵联系学校、交学费、买房买车，地球那一头其父也会提供相应的“帮助”。谢说，小赵已经开始上课了，不过因为英语基础实在太差，所以现在请了一个专职的美国教师每天补课。“他在长滩买了一所大房子，天天开着一辆保时捷911的新款满城乱转。不过就是没什么朋友，有天还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请你有空过去玩。”
我很惊讶地说：“那他这么招摇岂不是很引人注目？”谢笑话了我一顿，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小赵在长滩的邻居们就有不少是这样的情况。有的是小孩一个人在这里守着一所大房子读书，有的是母子或者母女俩。小赵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争取一张美国绿卡，因为他父亲也知道贪污受贿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先让儿子过来好留条后路。”
又过了两个月，小赵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母亲来美国看他，想请我和谢过去作客吃顿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富人区长滩的豪宅，院子里有一片小树林、室内室外游泳池各一个，还有一个网球场，最难得的是，海滩近在咫尺。我问小赵这所房子花了多少钱，小赵照例心不在焉地说：“我也不太清楚，大概一两百万(美元)吧。”小赵的母亲皱着眉头告诉我和谢，小赵最近和另外几个和他情况相似的同学一起迷上了赌博，短短一个多月，去了拉斯维加斯三四次。
“我们家倒不是输不起，就是怕他被人骗。”她送我们出门的时候突然指着不远处一所宅子说，“那就是某某家(某某是一个还算有名的贪官，我还没有出国前也看见过一些关于他的报道)，他出来的太早，听说现在钱都不够用了，卖了在纽约的房子才住到这里来的，前几年他夫人女儿还能每年去巴黎购物，现在一家人就靠放房贷生活了。”
2005年初，中国的制度化反腐发展以跨国合作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反腐部门和公众舆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正在“蓬勃兴起”的贪官街、腐败子女村，说明了社会对于腐败资金链转移的担忧，以及反腐制度化过程中，对于各个不同环节的重视。
毫无例外的是，对于贪官和腐败分子们的追缉，是能够挽回腐败造成政治环境脆弱和经济环节损失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实际上，在追缉之前，如何防止贪官外逃，堵截他们的行动链和资金流向，则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更有效的方式防止腐败滋生和蔓延。
因此，检讨防范胜于追讨，是进入2005年之后，反腐败的部门和舆论应当思考的问题。
防范胜于追讨，有这样几大好处。首先是因为防范能够从源头上堵住贪官的外逃出路，为震慑腐败分子提供政治样板。目前对于大多数腐败官员来说，他们了解他们的政治生态存在极高的风险，一旦腐败环节暴露，整个过程就出现崩溃，因此，他们大多数采取资金向外转移，在海外设置自己的第二个家，以狡兔三窟的思维方式来构建自己的贪-逃之路。防范外逃，堵截资金转移，则代表了反腐败中的国家决心。
其次，加强对腐败外逃的防范，能够降低反腐成本。由于目前我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引渡条款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空白，腐败外逃者，正在基于这些空白而获取自己的安全。国际合作制度上的缺位，实际上导致了贪官外逃通路的顺畅。因此，大量的反腐成本，其实用在了跨国追缉外逃贪官中的费用。腐败外逃导致反腐成本上升，是有许多历史案例佐证的。而大量反腐成本用于国际合作和对外追缉，势必会加大国民经济的开支，甚至动摇一些部门打击腐败的决心和意志。
第三，对于腐败者外逃的防范，能够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性，降低政治系统的脆弱性。由于许多贪官在逃离国境之后，仍然与国内未暴露的腐败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其中极少部分贪官，利用自己了解的国内政治情况，与海外反动势力相勾结，提供对于国内政治情况的不合理解读甚至是恶意误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妨害国家利益。在目前全球信息发达的现实中，这些信息出口转内销之后，将造成国内公众在政治舆论中的混乱，甚至使得社会更加脆弱。
最后一个方面，是对于贪官外逃的防范，实际上能够对目前社会中存在的部分地下非法组织给予质的打击。由于通过合法途径转移资金和寻找外逃之路有相当的困难，许多贪官在资金转移和人员外逃过程中，往往求助于地下非法钱庄和偷渡途径。这些途径给他们提供了许多便利，他们也养活了这些途径。这些非法组织不但与贪官合作，而且主要经营偷渡，高利贷等活动，给整个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因此，阻断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实际上可以压缩这些非法组织的生存空间。
防范腐败当然要胜于事后追惩，这是因为人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趋于更加理性的文明社会。把犯罪扼杀在滋生之前，其实不但减少了可能的损失，而且还挽救了良心与生命。这种挽救，是发达体制和和谐社会的必然发展方向。而制度反腐和舆论防腐中所体现的历史理性，决不容许任何人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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