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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检、人口出生性别比、打工子弟学校、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这些与人口资源和素质紧密相关的话题，成为代表委员们的关注热点。
到2020年，全国将有三四千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长期从事人口资源问题研究的李伟雄委员语出惊人；
对医疗机构进行改革，尽快推出“新型婚检制度”———广泛听取意见之后，王金城委员提议；
“没必要单独建民工子弟学校。”将民工子弟从普通学校分出来，让孩子从小就受歧视、心灵会受到伤害———范天佑委员慷慨陈词。
这一系列建言背后，是中国人口资源和素质不容乐观的现实：
2004年，全国婚检率不到10%，个别地方已不足1%。宁波市的婚检率从2001年的98%下降到2004年的3.1%后，同期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也从12.6‰上升到19.56‰，去年平均4天多就出生一个缺陷婴儿。
世界各国的人口出生男女性别比长期维持在104∶100至107∶100之间。我国的这一数字不断攀升，2000年已达到116.9∶100，海南、广东等省则高达130∶100以上。
如果说，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人口资源和素质的表面问题，那么，最终决定人口素质的教育，同样形势严峻。
一所200多人的小学，一年的公用经费不过2000元，发不出教师工资的县乡，不在少数———这样的现实，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人口资源和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未来。保证人口的高素质，并且为此提供相应的服务和“公共产品”，应该是政府应尽之责。“公共产品”的特殊属性，也决定了此类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从代表委员的发言和建议中可以看出，一些“公共产品”的提供，还处于被忽略状态，比如免费婚检。还有一些“公共产品”，比如教育，需要长期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政府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必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政府的职能，逐渐向为公众提供服务转变。公众对“公共产品”的享有度，将决定政府服务的优劣。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人口资源和素质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反映出政府职能的缺失，一些本该由政府管的事没管好，本该提供的服务没有充分提供。
完善婚检制度、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不让每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政府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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