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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是谁？
这个头发花白，颇有学者风范的美国犹太人，在2005年的春节，掀起了一股红色旋风。《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艳艳的红色封皮，在全国各个城市的各大书店，占据了显赫位置。据说这本书已经卖出了近百万本，而且还在不断加印中。
2月末，库恩开始了在各大城市的巡回签名售书，23日，广州；接着，上海、扬州……那张带着微微笑意的脸庞出现在各地的报刊、电视、网站上。
他是怎么打开屏障，完成这一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尽管记者专访了他两个多小时，但答案的真正揭晓，目前似乎还不是时候。
我们能确认的只是，通过这本畅销书，库恩，这个“比很多人聪明”的银行家，进入了在中国拥有广泛知名度的中国领袖传记作家的行列。
西方人撰写中国政治领袖传记，最早也许始自赛珍珠。这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终生保持了她对中国的怀念和关注，《孙中山传》正是她试图解释她出生国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一种努力。
中国共产党领袖真正为世人所知，最大的功臣是埃德加·斯诺，这个高鼻梁的英俊的西方记者深入延安，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早期红色政权的景象，并由此建立起他和毛泽东的终生友谊。
此后的道路上，来者不绝于履：精力旺盛的小个子爱泼斯坦、有着火一般激情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1980年代的英国BBC驻北京记者肖特、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
除了这些新闻记者型的传记作家，一些有学院派背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他们中最为中国人所知的是施拉姆和特里尔。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是这些传记学者的智力大本营。
考察传记作家的创作心理源流，是件颇有趣味的事。伟大的英国政治家、作家、一流的传记作家丘吉尔谦逊而骄傲地宣称：“每个人都是昆虫，但我确信，我是萤火虫。”事实上，在自普鲁塔克和司马迁开创的东西方传记文学传统的渊远长河里，真正以作品立世、传记和传主交相辉映的作家，也只有罗曼-罗兰、茨威格等不多的人而已。
李敖曾有一句感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因为这个小岛的狭促而变小了。”这些领袖传记作家所以为中国人熟知，既是个人才华所致，也是他们的幸运。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里，以一个领袖人物为主角，进而揭开一个巨大国家波澜宏阔的剧变历史，这样的传记作品天然就隐藏了无限的读者、以及无限的影响力。
在更广阔的背景里，由西方人撰写的中国领袖传记，也揭示出中国正逐渐融入世界这一大趋势。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中国和世界交往的愈发密切，中国、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
中国学的研究地位，也正由边缘向中心移动。仅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为例，全世界就有数十个国家、近百家研究机构、数千名学者在进行，从斯诺开始，共有1600多部著作问世，有关论文逾万篇。美国人文学科的研究重镇——哈佛大学，其一些久负盛名的重要科系的系主任，如政治系、社会学系等，近年来纷纷由中国问题专家担任。
正值《江泽民传》出版之机，除了库恩之外，《南方人物周刊》还特意采访了几位毛泽东、邓小平研究和传记写作领域的重要学者，请他们畅谈他们眼中的中国领袖。
他们是：
特里尔，哈佛大学博士，传记作家，发行量最大的中文版《毛泽东传》作者。
杨炳章，哈佛大学博士，中国问题专家，《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小平大传》等著作的作者。
斯诺
西方人开始给中国政治领袖写传记，应该从斯诺算起。
由于时代的差异，我无缘同斯诺结识。斯诺晚年曾多次去哈佛，我想主要是因为写书，需要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图书资料。我是1981年到哈佛的，当时斯诺已经去世多年了。哈佛师友中留下不少传言，说他是一个文质彬彬，循规蹈矩的老头儿。当然，这是1970年代对他的印象，1930年刚来中国的他则是热血沸腾的理想青年。
斯诺和费正清是同年龄人，大致是1920年代末期来中国，刚刚大学毕业，在新建立的燕京大学教英文。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来学习东方文化。
那时毛泽东也没有架子，几天几夜，在陕西北窑洞大谈红军长征的英勇故事，乃至涉及党内人事纠纷、私人家庭关系，在外国人面前反而直言不讳，关于小时候童养媳等等。毛泽东的革命，首先是从自己家庭开始的，反抗富农父亲。如果建国后国际友人采访毛泽东，毛大概不会如此直言了！
浪漫有浪漫的好处，浪漫也有浪漫的弱点，斯诺一生没有专注于什么事业，背上《西行漫记》作者和毛泽东朋友的名义，晚年也写过一二本关于中国的书。
毛与斯诺的私交是真挚的。1965年，毛把对刘少奇不满意，想换接班人的想法先对斯诺说过，1970年通过斯诺转达过邀请尼克松访华以改善中美关系的传话，等等。
史华慈
本杰明·史华慈是我在哈佛时的导师，可以说是哈佛东亚研究的第二号人物，犹太人，长相酷似爱因斯坦。他本来是研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由于后来费正清的怂恿，转到中国研究上来，但中文却不太好。直到目前还有一个奇特现象，美国的“中国通”，凡是会说中文的，都成不了大家；而凡成大家的，都不会说中文。
其实大家也知道这是一种缺陷，史华慈教授曾对我说过：“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五六十年代大陆不让去，台湾不想去，我又没娶一个中国太太，找谁去说中文？”
《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是第一本美国有关中国政治领袖的学术著作，也是史华慈本人出版的第一本书，影响甚大。但五十年代美国关于中共的研究资料十分匮乏，他也多次表示自己是个“谦逊的无知论者”，我对此很欣赏，有自知之明。
史华慈对中共政治和中共领袖并非全身心投入者，第二本书就开始写严复和东西方交流，晚年逐个写古代文化思想。对于学生，史华慈不费心指导，也不矫揉，对中国和中国人持一般性友善态度，这是我所敬重的，也是他与费正清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费正清是一个尽职敬业的工作狂，而史华慈则会常常忘记上课，迟到也是经常发生的。
施拉姆
国外从事中国政治和中国历史研究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样一个名字，就是斯图尔特·施拉姆。他名气很大，几本书在国外很流行。施拉姆尤其是以研究毛泽东著称，这方面在当今西方世界恐怕是首屈一指。毛泽东一生的事业、著作，也构成了他一生的著作、事业。施拉姆是一个美国人，在伦敦大学教书，而麦克法克是一位英国人，在哈佛大学教书，成为“中国学”圈子里的一种笑谈。
做学生时读过施拉姆的著作，比如他一九六六年在中国出版的《毛泽东政治思想》，我便抱有怀疑，不敢轻易恭维。书里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已经成熟，毛泽东的政治事业已经完成，都不会有什么新颖变化了，如此等等。只可惜的是，这本书出版不到几个月，中国就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研究成为“毛学”，正如红楼梦研究成了“红学”一样，施拉姆毕生就在研究毛学，在美国学术界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施拉姆现在有七十几岁了，身体也不好，从伦敦大学正式退休后来到哈佛大学从事客座研究。教授做大了，好找钱了，一直在编译《毛泽东全集》。
我真难设想，怎么编《毛泽东全集》呢？现有的所谓毛泽东的文章，可能有些不是毛泽东写的，而不说是毛泽东的文章，倒可能是毛泽东写的。还有多少毛泽东的文字，国内人都不知道，国外人更是没有这样一种条件。尤其施拉姆教授，他真是没有这个主观条件，单纯文字翻译也有问题，且不说人事分析。这只能说是不可思议，自己专心致志所要做的事情，又是自己完全不可胜任的事情。
特里尔和李庆华
现在我们国内最畅销的毛泽东传记，恐怕是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本，发行上百万册。英文名《Mao》。我和特里尔是同年朋友，大不了几岁。他本来是澳大利亚人，前几年加入美国国籍，现在是双重国籍。1972年从哈佛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合同到期，没有获得终身任职，又不愿意到小学校求职，于是成为职业作家。
特里尔的《毛泽东传》1981年出版，得过一笔研究资金，使他访问了同毛泽东个人接触过的很多领袖人物，如李光耀、基辛格等，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本书是一本新闻性著作，但是相对而言，其学术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之后他又写的《江青传》(英文名The White-Boned Demon白骨精)，也许由于传主本人曾是一个上海滩的女演员，也许由于作者追求市场效益的意图，距离学术性著作更远了，甚至接近“花边”了。因为如此，费正清没有像以前那样给罗斯积极写书评。这也体现了罗斯个人生活的一种转向，他打算脱离哈佛学术圈子了。但罗斯的英文文笔非常好，甚至可以说，在我所知道的“中国通”里是最好的。
八十年代初是特里尔的转折时期。在此以前他对中国非常友好，这从《八亿人》上可以明显看出来。为了这本书惹得许多西方反华人士对他进行讨伐。从此以后他越来越变了，对国际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这从《江青传》上已经看见苗头，八十年代中期不时刊登在《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上的评论文章就更显著了。
特里尔说年轻时曾对中国抱有太多幼稚的想法，现在没有了。我本人不敢苟同，却也没有过多劝说。不同年龄上不同心态，这是一码事；而国家社会的优良差劣、兴盛衰亡，这是另一码事。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片混乱形势，不应该是几个革命口号所能掩饰的；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国民经济连续二三十年高速增长，此种大局面也是不应该忽略的。
关于邓小平研究，我们可以从李庆华的《邓小平：通向紫禁城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一书说起，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最早的英文邓传。李庆华是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李焕的儿子，1980年代赴美留学，此书是他的博士论文，中立学术态度很严谨，研究也很细致，否则指导教师不会答应。因为是重新创新研究，基本事实上不免存在错误。
在此仅举一例：李庆华曾写出如下内容：“1926年8月，当冯玉祥动身回国时，陪同他的人有邓小平，刘伯坚，史可轩和98名苏联顾问。9月17日，当着邓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面，冯在五原誓师。”
实际上，邓不可能参加1926年9月的五原誓师——他于1927年3月某一天经乌兰巴托回到西安——同样98名苏联顾问也不能陪同冯。正如冯将军自己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只有一小批五六个人陪同他在严格的安全措施下从莫斯科秘密返回中国西北地区。多年后邓本人对此也予以澄清。
伊文斯和索尔兹伯里等
理查德·伊文斯曾是英国驻华大使，有人是“学而优则仕”，他则是“仕而优则学”。不少人，在其他行业有了些成就，就希望自己写上一本书，但却往往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训练。在伊文斯出版于1992年的邓小平传中也存在着不少错误。他在书中多次引用我的书文，也曾对我表示好感，想在哈佛见一见我，但最后没有见成，倒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只是我当时不在波士顿地区。当然，他的基本立场是对华友好的，但确实不太懂中共政治和中共历史。
同西方人书写邓传有关的是原《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故事。为了写《长征》，1984年夏天哈里森通过在美国留学的黄宾与北京建立了联系，先后见到黄华、余秋里、王震、李先念、杨尚昆、胡耀邦等人。已有上头这些大人物出面，加上是外国大作家要写中国长征史诗，于是外交外事部门免费提供交通翻译，各省各地的党政军官员更积极配合。
顺着已经建立的人事关系，1985年到1989年哈里森又多次去中国大陆，并多次见到杨尚昆，两人似乎已经成为私交。哈里森也很想采访邓小平，为邓小平立传，以写就一部正面的传记，就像斯诺在1936年对毛泽东的采访那样。但邓小平有邓小平的性格，拒不相见。
1992年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身份，成为第三代政治领袖。不少西方学者曾想写江，也应该写江。只是不好写，资料太少。因此布鲁斯·格雷1998年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出版的《江泽民和新一代中国精英》，不得不把江泽民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一起写，严格意义上不是一部个人传记。1999年林和立的《江泽民时代》大致也是如此。
最近的库恩
库恩用中英文同时出版《他改变了中国》，倒是以江泽民为专题的个人传记，在国内外造成了巨大反响。前面我曾说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斯写邓传是“仕而优则学”，库恩写江传则是“商而优则学”。据报道库恩是一位在中国做生意很成功的美国人。
作者对中国、对中国政治领袖的友好立场是相当明显的，难能可贵的。主要内容上是在对于同传主有关的各界中国人士的采访，也可以说是本书一大亮点。当然，这里也有不少问题。作者不懂中文，对中国政务很难切实了解。随便列举一个例子，是本书关于中韩建交的描写(中文版186页)。
起码可以肯定，经过韩国总统卢泰愚，韩国人、夏威夷大学赵利济博士，中国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博士，最后到江泽民主席的多次传信，导致中韩建交的说法，是过于简单化、过于戏剧化。与中韩建交有关的1986年亚运会、1988年奥运会，以及1991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在钱其琛《外交十记》有过详细的记录。作者显然曾有一个很长的采访名单，为什么不去采访钱外长呢？作者周围显然也曾有很多的中国同志帮忙，为什么不提醒他一下呢？杨炳章(哈佛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传记作家如是说
特里尔
“毛支配了一个需要超人的时代，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需要了。毛的‘群众’可以站起来放松舒展‘它’的肢体了——中国正在这样做。抽象的‘它’也将变成具体的‘他们’。
明天的现代公民将不需要伟大的领袖。他们将把毛誉为中国的伟大统一者。他们会时时回过头来对毛作出伦理上的评价，就好像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孔子作评价一样。在规划未来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时，人们不必顾虑毛，但可汲取他的思想。
对于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农民，‘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象征。所以，真正的毛已融于中国的身躯。”
杨炳章
“邓小平属于我父亲一代共产党人，我理应对其恭敬尊重。实际上，我在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的罪状之一便是同情邓小平、反对江青。
邓的两个儿子曾是我北大同学。六十年代末期，我同邓朴方属于同一红卫兵派别，各自遭受迫害。七十年代末期，我同邓质方在同一研究生宿舍楼住过两年，之后都去美国。他去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我去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
对于邓小平，我确实极其尊重，否则我不会为其作传。不过，这样做并不为使他喜欢而已。”
库恩
“同江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中国早先的情况相比，他离任时留下来的中国要美好得多。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在江泽民执政期间，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性转变，也正是这位一再受到低估的领导人，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英明举措成就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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