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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生特大矿难了！这次是在山西朔州。到笔者开始写篇文章时，来自媒体的最新消息是：已有60人罹难，尚有9人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屈指算来，这已经是本月的第七起矿难了：3月9日，山西交城矿难，28人遇难；3月10日，山西灵石矿难，6人遇难；3月13日，湖南宁乡煤矿事故，6名矿工被困58小时后幸被救出；3月14日，黑龙江七台河矿难，18人遇难；3月18日，重庆奉节煤矿爆炸，19人遇难。发生于3月19日的本次朔州矿难，让这个本来气候宜人的阳春三月，充满令人窒息的血腥味道。
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的2月14日，辽宁阜新刚刚发生了死亡214人的特大矿难事故；而在年前，特大矿难事故更是接二连三——从河南大平矿难到陕西陈家山矿难，连续6起事故中，罹难矿工就达446名！或许与此有关，苦涩中的人们本来不无安慰地看到，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矿难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及与会代表、委员的空前关注。但就是在如此的“大气候”下，矿难竟然仍是如此的高频度发生，令人费解。
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本月发生的这些矿难也许已经说明了一点：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高压，靠提高赔偿标准等，难以从根本上遏止矿难。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从一些细节中透露出来的信息，也许可约略寻找到一点解答。在有关重庆奉节煤矿爆炸的报道中就有这样的细节：12时，安全管理部门下达通知书，要求停业整顿，将矿工清出煤井；13时左右，矿工们吃过午饭又下井作业；14时左右，瓦斯爆炸(3月19日《中国青年报》)。整改令刚刚下达两小时，19条鲜活的生命却仍然就这样灰飞烟灭。显然，在这里已经很难再说是“缺乏监管”了。但是，为什么刚刚被清出矿井的矿工会置危险于不顾？报道中援引的一位52岁的老矿工的话特别耐人寻味：“陈吉根已挖煤20多年，事故发生时，他也在矿井作业。因为需要挖煤供孩子念大学，对事故后果的恐惧，未冲淡他对这份‘美差’的向往：‘以后我还会挖煤的’。”
一方是为了追逐利润不惜拿矿工生命铤而走险的黑心矿主，一方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而甘心冒险下井的矿工。在这样的“共谋”下，什么样的“监管”还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呢？
如此的危险，在这位深谙其中厉害的农民眼中，竟然还是“美差”，让人心酸。有人统计，本次矿难，已经是朔州市10个月来发生的第五次矿难了；就在发生本次矿难的这个煤矿，去年就曾经发生过一次事故。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当地的人们竟然如此“无视”，在惊悸未消的悲泣声中，一句“以后我还会挖煤的”，让人为之语塞。是啊，我本欲责之愚昧，责之“要钱不要命”，但面对此情此景，又怎么能够？农民为什么会“要钱不要命”？不难看出，是因为这份危险的差事收入比较“丰厚”，更重要的是，除此之外他无法供孩子上大学。
惨痛的矿难背后，是农民生活的深深无奈。在生存压力的挤压下，很多农民已经极端麻木，甚至只好将生命本身也看轻。进一步说，那些断指工厂、童工现象等背后莫不是如此。由此可以断言，只要造成农民生存压力的矛盾不解，矿难便未可已。因而，要根治矿难，就必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生存压力——当然，让农民一下子全富起来是不现实的，但起码我们可以做到让农民不再为生病犯愁，不再为子女的教育犯愁。这些，在远比现在贫穷的五、六十年代我们是曾经做到过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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