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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急切地向“常任梦”大踏步时，来自亚洲社会民间地抗议声此起彼伏。各国民众再次敏感地观察起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
三月份，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提出要求中国改善在历史问题上的“反日教育”，一石激起千层浪。到底中国的历史教育和中国教科书中有没有“丑化日本人”，相关专家在《中文导报》指出，事实上，中国关于日本的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教授中日友好的。
中国近代以来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
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徐冰教授指出，虽然中日友好是主流，但在部分日本社会和某些政治家中确有“中国的爱国教育几乎等同于抗日”的看法，甚至有的媒体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历史问题将日本变为中国人永远憎恨的对象。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刊载有关日军暴行的史实和照片，是导致中国一般民众反日、讨厌日本人的根源。
中国近代以来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究竟怎样？徐冰教授指出：1898年中国发生戊戌变法，日本成了中国的样板，那以后的教科书中多是赞美日本的文章，介绍日本的新气象，日本人的善良，日本在建立现代国家过程中怎样解决不平等条约等。如1902年的教科书《蒙学读本》中有题为《龟田穷乐敬爱其母》的课文，赞扬日本人有孝心。
1952年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有孙犁的《白洋淀边》、《小英雄雨来》这两篇以抗日为主题的文章，但也选用了赞扬日本人的鲁迅的《藤野先生》。
1972年中日复交以后，1973年上海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第八课选用了《人民日报》1971年8月7日的文章《回忆在日本的日子》，描写中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时和日本人民的友情，讲旅店的服务员如何热情，向中国乒乓球队员们要毛主席像章等。
进入80年代，语文课本中除了抗日主题的《小英雄雨来》、《河北的地道战》外，也有盛赞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藤野先生》和冰心的《樱花赞》。
2000年11月，在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协助下，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开发中心编写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学日语课本和全日制高中日语教材，注重介绍日本文化，每个单元都有介绍日本和日本人的内容，如有《守纪律的日本人》、《日本的饮食文化》、《日本的风俗》、《日本高中生的文化生活》、《日本的产业》、《日本的环保》、《日本的家庭》、《注重教育的日本》、《日本的政府机关》。
2001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公民道德读本》，其中一篇为《爱与感情──从爱子的命名而来》，讲的皇太子的女儿爱子的命名是听取了汉学家的意见，来源于《孟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日本专家对中国教科书的看法
长期在中国进行教学工作的日本人，西安外语学院日语专家关根谦1988年曾在日本出版了一本着作叫《中国的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关根谦详细研究了中国小、中、高的语文和历史教科书等后认为，中国关于日本的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教授中日友好，教授两国友好关系的悠久历史，在此基础上，还让学生思考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的意义。第二是正确地教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事实，在此之际，强调将侵略者和人民严格区分的必要性。
在此基础上，作为一个大目标，是教授面对侵略中国人民的英雄的人生方式，以培养儿童和学生的爱国心和共产主义人格。这也许会自然产生对侵略者的憎恶，但是教育目标的最大的重点，是爱祖国和爱中国共产党。
实际上，在中小学中，不仅没有以日本侵略中国为主题的作文，连如何思考日中关系之类的作文也是没有的。
关根谦还指出：中国的小学课本中节选了鲁迅的《藤野先生》中的一段，并给这一段起了一个名字叫《在仙台》。鲁迅的《藤野先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所谓“幻灯事件”，讲的是日本军队如何将被认做是“俄国间谍”的中国人杀死的场面。但是《在仙台》在这个重要的段落之前就结束了，而且所强调的是藤野先生如何热心和作为中国留学生的鲁迅的接触。归根结底，这里的教学重点不是鲁迅，而是日本医学研究者藤野先生，《在仙台》是中国的“友好第一”在教材上的如实反映。
关系恶化，谁之错？
专家指出，从中国教科书和采访来看，说中国政府有意进行反日教育，似乎有些不客观。从研究可以看出，在进入2000年以后，对日本正面赞扬的内容在中国的教科书中不断增加，为什么双方的国民感情反而不好了呢？
专家指出，现在中国民间对日感情的恶化，一些因素是明确的：
1、日本新一代领导人和过去一代的领导人不同，他们一方面庆幸自己成长于战后，对战争没有责任，由此他们没有像田中角荣那一代领导人那样的对战争的反省意识，但是为了“标新立异”，表明他们和过去领导人的“不同点”，他们往往还为战争作某种辩解，这就造成了他们在逻辑上的不一贯。虽然日本人最推崇的哲学就是“无常”，但是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贯性，在外交上会令其它国家的人们非常难以理解。
2、中日某些媒体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浓重，使他们乐于夸张地报道对方的负面因素，歌舞升平的新闻卖不出去，而能够煽动起人们愤怒和激动情绪的新闻非常有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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