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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未能对政府的说法保持足够的怀疑”
记者: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美国人自己用选票选择的。而媒体号称是美国“第四权力”和“无冕之王”，对美国民众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您认为，在美国外交政策出台过程中，美国主流媒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贝内特:我认为《华盛顿邮报》的作用就是监督政府，使其对自己做出的所有决策负责。表现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上也是如此。《华盛顿邮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设立了一个记者站。我们驻巴格达记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通过从前线发回的报道告诉读者布什政府想极力隐瞒的东西。比如，布什政府老说民主在伊拉克取得进展，但我们的记者通过独立的调查报道告诉读者，事情的真相远比布什政府所说的要复杂。
通常，这样的报道会跟政府发生冲突。我们经常面临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布什政府老是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报道跟他们说的不符。我们并没有屈服于政府的压力。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正是为了履行美国媒体的基本功能。
当然，我们也并非无所不能。在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问题上，《华盛顿邮报》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现在的美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正全面倒退，很多事情都变得越来越偷偷摸摸，对新闻界也越来越不友好，记者在获取有关政府的内幕新闻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我们所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跟政府做斗争，力争获得对许多重要信息的知情权。我们认为这些信息应该是美国公众了解的。这些工作花去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记者：这一切都是因为“9·11”事件造成的？
贝内特:的确，“9·11”事件之后，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许多政府信息现在都成了国家机密。在全美所有主流大报中，《华盛顿邮报》去年第一个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美军在伊拉克虐待俘虏的照片，揭露了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搞到这些照片非常困难，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所以这对《华盛顿邮报》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美国政府当然非常不满，认为我们小题大做。我们总是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记者多做一些这样的报道。
记者:但我的感觉依然是：《华盛顿邮报》似乎不如过去那样敢作敢为了。《华盛顿邮报》去年8月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自曝家丑的文章，对该报在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报道进行了沉痛的反思。执行总编辑莱昂纳德·唐尼(注：在《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辑高于总编辑)亲自对读者道歉，认为《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报道有些失衡，对反战的少数派关注得远远不够。《华盛顿邮报》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贝内特:我认为有必要先向中国读者解释一下《华盛顿邮报》的编辑部运作体制。在《华盛顿邮报》，编辑部分为社论评论部和新闻制作部，这两个部门相互独立。作为总编辑，我只能管新闻制作部，管不了社论评论部。的确，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华盛顿邮报》的大多数社论和评论都支持攻打伊拉克，但这对该报的新闻制作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在伊拉克的报道上，我们新闻制作部门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布什政府一直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我们未能对政府的说法保持足够的怀疑，而是一再重复报道美国政府的声音。我们的记者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深挖下去，以便找到证据来挑战政府的观点。这一点就是唐尼向读者道歉的地方。
正如你所说，我们不够敢作敢为，以致未能大胆挑战政府的说法。当然，《华盛顿邮报》派驻伊拉克的记者也不可能通过独立的新闻调查来验证伊拉克到底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紧密跟踪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行踪，他们不失为验证美国政府的说法是否成立的一个有效途径。但遗憾的是，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的观点跟布什政府已经相当接近，即认为伊拉克很有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当然也只好报道联合国的观点。
由此可以充分说明，要在类似有关国家安全的报道中搞到事情的真相，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通过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报道，我们得到了一些经验教训。我们知道，我们的胆子的确应该更大一些。
记者：有了在伊拉克报道上的经验教训，《华盛顿邮报》的这种“失误”不会在有关伊朗问题的报道上重演吧？
贝内特:我们每天都要刊发很多新闻，所以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如果布什总统明天发表讲话说，伊朗拥有原子弹，我们也只能报道他的讲话。毕竟总统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我们没有独立的途径来立即验证布什是否在说真话。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做一些独立的调查，来验证布什的说法，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媒体很难在国外进行独立的调查，所以很难对某些问题做出十分公正准确的报道。
不过由于有了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我们现在已经更加小心谨慎，知道哪些地方我们没有尽力做好。新闻记者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自认为自己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毕竟伊朗并非伊拉克。
记者:我想对水门事件丑闻的报道应该是《华盛顿邮报》最光辉的一页了。您认为《华盛顿邮报》何时才能再现那样的辉煌？
贝内特:水门事件对《华盛顿邮报》来说极其重要，它是历史赏赐给我们的一件珍贵礼物。在整个水门事件期间，《华盛顿邮报》也面临着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要求我们配合政府放弃调查。但《华盛顿邮报》最终用行动表明，勇敢的老板、勇敢的编辑和勇敢的记者一定会取得胜利。这体现了《华盛顿邮报》的价值观。值得欣慰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失去这些宝贵的价值观。现在，揭露性的调查性报道仍然是《华盛顿邮报》的重要任务之一。水门事件中的调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今天依然在《华盛顿邮报》从事调查性报道工作。
我们珍惜《华盛顿邮报》在报道水门事件上享有的荣耀。记者就是应该去寻找那些能够影响大多数人的重大题材。改变历史的机遇将成为沉重不堪的负担，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抓住这个机遇。幸运的是《华盛顿邮报》抓住了这次机遇。
当然，获得荣耀并不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主要目的。我们认为，《华盛顿邮报》每天通过新闻报道，向我们的读者提供有关他们所在社区、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新闻也很重要。我们尽力把这份工作干好。我们感到，这份事业跟水门事件报道一样光荣伟大，也是在为民主的发展和国家的兴旺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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