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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四省签订的治污《工作目标责任书》，将原定2000年就要“变清”的目标推迟了10年。从1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看，“沿淮人民2010年能饮用到取自淮河的水”能否落实，一要取决于制订这一目标是否科学、务实，二要取决于实施过程中有没有赏罚分明的严格考核制度
所谓“温故而知新”，一些今天听起来十分动听、鼓舞人心的新闻，如果检索对照同一件事的种种“旧闻”，恐怕就“乐不起来”。比如淮河的水污染治理。3月26日有消息说，某省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治淮”工作，并定下“沿淮人民2010年能饮用到取自淮河的水”的治理目标。因为近年来，各地在水污染治理上，类似到某年甚至是精确到某日某时治污承诺过多而最终往往又不了了之，因此对于这个“治淮”目标，在2010年未到之时，笔者仍然存疑。
淮河的水患，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就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历史上肆虐成性的淮河终于安澜，人民流离失所的淮河流域如今成为国家“粮仓”和能源基地。
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污染成了淮河新的“心腹之患”。由于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处理好环保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铺天盖地的水污染不仅使沿淮居民“守着淮河无水喝”，而且使生态遭到了破坏。10多年来，遏制淮河水质持续恶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水体功能，成为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的共识。1997年12月31日“零点”前，淮河所有工业污染源要达标排放、“决不能让水污染进入新世纪”、2000年“淮河水变清”……一个个时不我待的目标和口号，一场场治污“歼灭战”，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然而，就在一个个既定的治理时限到来的时候，人们发现，尽管付出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但治污效果与当初设计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比如在主要水污染物COD(化学耗氧量)的削减上。记得在制订淮河治污“九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指望仅靠1997年一场“零点行动”，就能削减82.60的COD，即淮河流域内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的COD总排放量不得超过46.6万吨?年。预想不到的是，2000年“变清”目标落空了。于是，46.6万吨?年的COD治理期限推后了5年。眼看这一目标难以如期实现，去年底四省签订的“治淮”《工作目标责任书》中，把2005年底最大排污量放宽为64.9万吨，而计划要在2000年前COD就必须控制在46.6万吨的目标，推迟到了2010年。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周的治淮会议上某省就拿出了“沿淮人民2010年能饮用到取自淮河的水”。
尽管这样的治淮目标比当初预想的整整迟到了10年，笔者仍以为鼓舞人心，可喜可贺。所谓“不怕慢，就怕停”，有目标就有希望，何况“治淮”《工作目标责任书》中还有各级政府治污决心和一系列具体行动。
那么，淮河治污究竟还缺什么？从1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看，笔者认为，一是制订目标时的科学务实精神，二是实施计划过程中赏罚分明的严格考核制度。一方面，如果对流域水污染的艰巨、长期、复杂没有足够的认识，如果我们制订的目标不是建立在足够丰富的数据和科学务实的分析基础之上，在一次次“更正”中，公众就可能对我们的治理失去信心。另一方面，既定的目标如果没有“罚则”，如果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作为保障，那么，无论多科学、多动听的承诺，都可能是一句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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