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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人监督的副镇长能犯多大的案？答案是他能在几个月之内轻而易举地挪用公款855万元，然后在赌场上狂赌。这个名叫谢昭金的安徽省淮南市某镇的副镇长，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官，但是他犯大案的空间却不小。信息不通畅、监管制度的不健全，给了他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机会。(《中国青年报》3月28日)“小官犯大案”，正应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个经典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就是权力或权力者的特质，即使像谢昭金式的小官也概莫能外。既然手中掌握有调配巨资的权力，他就一定会把这种权力运用到极限。这大概也就是“小官”能够“犯大案”的一个原因。
在学术研究中，常常包含着一定的前在理论预设，以此成为某个系统理论的逻辑支撑或逻辑起点。比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管理学中的XY理论等。同样，在政治和行政学中，也存在着关于人的特性、权力的特质、理性的限度、国家实质等等各种前在预设。比如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政治领域也是市场领域的一部分，“政治市场”的前在预设确立了国家代理人——也就是官员也是“经济人”角色。既然是市场，权力自然也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对于资源，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权力资源，也无论这种资源是多是少，是小是大，“理性人”的使用都倾向于极致，这样的后果无疑是另外一种“公地悲剧”———对资源的滥用，同时也是对他人权益的损害。
把官员称作“人民的公仆“，认为他们应该为人民服务，这种观念在我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也就是说，我们在制度设计之初，一切内在的前在预设逻辑都是“官员应该干什么”，对于“官员可能会干什么”，却欠缺考虑或者考虑不够。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曾提出一条著名原则———“普遍无赖原则”，即“人人都应该假定为无赖”。这一原则应用于安徽省淮南市的这个案例，其意义就在于，无论他官大官小，无论他多么利欲熏心，完善的机制都要使他“规规矩矩”。
“小官犯大案”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去年媒体报道过犯贪污挪用公款罪的会计，似乎还不算一个官，却都能利用手中“出纳”的那点“小权”贪污挪用两亿多元人民币。这也正应了那句话：权力没有大小之分，从权力的本性来看，它总有一种超出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这种权力的“天然”倾向，要求我们必须给权力设置边界，在运用政治规制手段时，以“最坏的情形”，也就是每个官员都可能是无赖这一情形为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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