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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还在学习外国经验时，这些经验已经遭到更先进理念的摈弃。圆明园铺设防渗膜的举动,成了媒体最近关注的热点。
一个又一个的专家出来从各个角度阐述此举之不妥。圆明园管理处回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无奈。北京市环保局认定此工程未做任何环评报告，也未通过市环保局的环保审批。但工程是否立即停工还需进一步调查。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则表示，此工程应立即停止建设，充分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依法补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
依稀仿佛，类似的景象早已上演过。
哦，那是1998年,北京市开始对30条河流、26个湖泊所面临的污染严重、设施落后的局面进行治理,京密引水渠昆玉段被列入一期工程。治理采用了“河道衬砌”的手段——在河岸及河底铺以水泥或石头,取代以前的土壤。许多环境专家及民间环保组织坚决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这阻止了水渠与自然界的交换，让它变成了一个人工制造的水泥池，这会阻止水的渗漏,破坏地下水的补充。同时,衬砌河道中水流速度加快,也会加快水资源的流失。
但诸多专家及环保人士的呼吁并没有能阻止北京市的衬砌之举。北京市水利局强调衬砌水渠所节约的8000万立方米，对于北京的节水有着重要意义。渠道在激烈的反对声中从容地衬砌完毕。
抚今忆昔，圆明园铺膜一事的最后结果几乎可以肯定，如无意外，圆明园的湖底，将在强烈的反对声中，被防渗膜覆盖。
将来会不会衬砌黄河长江
衬砌京密引水渠的根本理由是，衬砌后减少渗漏，每年可节水8000万立方米。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也是为解决圆明园缺水问题。
诚然，渗漏是人们可以控制水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节水的角度讲，是一个大漏洞。
同样，另一个大漏洞是蒸发，在西部缺水地区，这是个让人咬牙切齿的问题。西北的许多地方，年降水量只有几十毫米，蒸发量却达数千毫米。
按照北京一些干部的思路，如果国家投入巨资，把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都衬砌起来，每年因减少渗漏而节约的水量当在数十亿立方以上。如果把黄河、长江乃至所有水库都用PVC板覆盖起来，那么因蒸发量大减而节约的水量也小不了。
但这显然是个荒谬的幻想，也是与国际上目前通行的做法背道而驰的。世界发达国家为了保护生态，都在将原本被衬砌的河道恢复自然。美国最缺水的洛杉矶也是如此。而北京市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样的事呢？
客观地说，这与中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整体思路、做法密不可分。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的水利部门一直在强力推广渠道衬砌，认为这是控制水量渗漏损失的最有效途径。因为，国外的灌溉渠道大部分是衬砌的，渠系水利用系数高达0.8～0.9以上。而中国由于渗漏损失，渠系水的利用系数只平均在约0.5左右。全国灌区的年引水总量在3500亿立方左右，那么，就会有1700多亿立方的水量渗漏了。所以，迄今为止，中国各级政府在推行衬砌渠道方面一直不遗余力，干、支渠等骨干渠道的衬砌主要由国家投资。正在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1250公里的渠道，规划要求也是全断面衬砌的。
也就是说，当政府的整体思路还在学习外国经验，想方设法推进衬砌渠道时，在北京等发达地区一些已接受了国外最先进生态思想的专家、学者、环保人士，却已经不能容忍这种鄙视自然、破坏生态的做法了。这是类似矛盾的症结所在。
难道让水白白蒸发掉吗
新疆有一座大湖叫作艾丁湖，是世界第二洼地。濒死多年，在2000年“复活”了。当地群情振奋，从政府官员到专业的水利人士，以及普通市民都表达出共同的心愿：截住流往艾丁湖的水，用于农业开发。因为，如果不这么做，难道让水白白蒸发掉吗。
这几乎是一直在生存和发展之路上前行的中国人最自然而然的反应。
但是，面对中国水资源整体绝对短缺这个现实，只有这一种思路是不行的。
甘肃省有个民勤县,年降水只有11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644毫米。用水全靠地下水。20世纪50年代,祁连山地区林木茂盛，石羊河水量丰富。井打三四米深，水就咕咕地往外涌。民勤人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在沙漠腹地上挖出了一个“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成为全国的治沙先进县。该县也成了甘肃省数得着的富县。
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民勤用水量越来越大，而上游其他地区也开始大量用水，使石羊河本来可以流入民勤的6亿立方米水，只剩下1亿立方米。民勤人只好拼命打深井。从100米打到300米。由于超采地下水，民勤不但新造林带十分困难，而且过去营造的林木和天然灌木也出现了大面积的凋萎、枯梢或死亡。全县1万多公顷成片沙枣枯梢，2.3万公顷白茨、红柳、芦苇等天然植被处于半死亡状态，26万公顷天然砾质荒漠草场退化为沙质荒漠草场。而在公路两旁，大片大片已经枯死，仍像活着时一样整整齐齐排列、站立的树木，却带给人深深的震撼！
显然，这里的生态水亟需补给。为了拯救这个沙漠绿洲，政府投巨资将景电工程延伸到这里。但是，这引来的水，是通过13级电力提灌，从黄河提上来的，每一立方都珍贵无比，光蕴含其中的电费就很可观。所以，每一方水都需要高价来买。引水渠道衬砌的严丝合缝，要用水，水费一分不能少。如此这般，连能买得起水的农户都很少，更不可能顾及生态补水。一边是费尽周折引来的水，一边是成活多年如今却枯死的树。谁也救不了谁。
这个画面今后很可能在中国大量出现。
一般来说，人类使用的水的来源无非三处：降雨、河流、地下水。也可分为地上水和地下水。地下水的可控性是最强的。所以,它也是人们使用时最随意的。由此造成的生态破坏的后果也最严重、最容易被忽略。而破坏和恢复的责任也是最不容易认定的。
随着水资源越来越紧缺,水的价格越来越高,水权交易越来越普遍,水的商品属性也将越来越被强化。如果每一立方水都能卖钱，渠道衬砌、湖底铺膜之类的做法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由此，生态水的补给将会成为日趋严重的问题。
怎样的灾难才会帮人们找到办法
有消息说:华北的深层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鲁的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近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带来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问题。
还有消息说:全国总计有46个城市因为不合理开采地下水而发生地面沉降，其中沉降中心累计最大沉降量超过2米的有上海、天津、太原。河北平原、陕西西安、山西大同等地区已经发生地裂缝，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构成了严重威胁。
更有触目惊心的消息是：由于长期过度开采地下水，长三角地面沉降大于200毫米的范围近1万平方公里。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的地面下沉已经造成非常大的危害。这些如果不能得到改善，“沉默的土地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截至目前，长三角地区因地面沉降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经达到3150亿元。长三角可能因此面临高精尖技术企业转移、外资撤走的危险。
如果说，人们对每一滴能控制的水都尽量吃光用尽，那么，谁来补我们生存的土地下那日渐扩大的漏斗呢？
也许，只有当这些漏斗酿成了实实在在的巨大灾难，才会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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