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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6日发表题为《日本右翼教科书是反面教材》的评论员文章，对日本文部科学省5日通过由右翼势力支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送审、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批判。文章转发如下：
日本四年一度的教科书审定4月5日告一段落，文部科学省宣布审定通过了8个版本的初中用历史教科书。令人愤慨的是，那本由右翼势力支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简称编撰会)编写送审、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居然也在通过之列。如果说这本右冀教科书有什么存在价值，就在于它可以被当作反面教材。
这一反面教材的炮制动机是所谓批判“自虐史观”。编撰会的成员公然宣称：“战后滔滔不绝的自虐史观风潮中，有人依然盲目迷信东京审判的判决，把那场战争的原因和责任都归于日本”等。对于日本国内不同程度敢于记述史实的教科书，他们大肆攻击是“自虐史观”，是“反日教育”。而他们编写所谓“正史”的方针则是，为了让日本人“感到骄傲”，要“从庞大的资料中剔除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扭曲的心态，病态的编辑方针，必然炮制出充满欺骗、歪曲内容的伪劣“产品”。
美化侵略、歪曲史实、逃脱罪责的日本右翼教科书，是对人类正义和良知的挑衅，是对所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也是对日本青少年思想的毒害。这理所当然要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所有亚洲受害国人民的强烈谴责。日本右翼势力却把近邻的这种正当关切和正义呼声，称为“干涉内政”。固然，如何编写一般的教科书、如何审定这些教科书、如何教育青少年，的确属于日本人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些日本教科书，不是一般的教科书，它涉及对亚洲邻国的记述，涉及掩饰和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事实。显然，这已经超出了日本内政的范围，关系到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关系到对邻国人民感情的伤害与尊重。1982年11月，日本文部省就学校用图书审定基准进行修订时，曾补充过“邻国条款”的规定，即：“在处理与亚洲各邻国之间的近现代史事项时，应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出发，加以必要的考虑”。时隔20多年，难道日本政府把这些内容全部忘记了？现实的表现令人感到，现今日本政府的“国际感觉”似乎大不如前，变得越来越“自说自话”，全然不顾“左邻右舍”了。
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能否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右翼势力大肆歪曲历史，不断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人们是毫不奇怪的。日本政府在这方面的大步后退，则不能不令人警觉。日本政府以其“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特殊性”，作为开脱责任的借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这方面，德国就是一面最明亮的镜子。德国实行联邦制，教育归各联邦州负责，因此教科书并不统一。由于中学种类、学习年限等因素，历史教科书种类繁多。但这不等于说历史教育可以自行其是。德国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发布特别政令，强调所有类型中学都必须详细讲述纳粹这段历史。在法国，二战期间，维希伪政权同希特勒勾结，大肆迫害犹太人。对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法国的历史教科书也丝毫未加掩饰。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说法，只是苍白无力的狡辩。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今年也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众所周知，当年作为轴心国成员的日本与德国，如今都是经济强国，但两国在国际社会中面对的反应却大不相同，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国对待那段侵略历史的态度截然不同。类似右翼教科书那种反面教材，类似右翼教科书编写者那种反面教员，不会为日本赢得骄傲、信赖和尊重，只会给日本带来怀疑、质问和愤怒。而日本政府的纵容行为，不过是为这类反面教材添加了更加丑陋的一笔。联系到近来日本与周边邻国关系出现的动向，我们不知道日本今后在亚洲要将自己置于何地。这值得日本的为政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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