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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7日刊登了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开幕式上的讲话。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和印度即将震动世界。李光耀说，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意识到能从彼此身上获益良多。中印正在勤恳刻苦地研究彼此的经验，吸取对方可取的强处，两国将能相互激励、共同前进。但是，双方此刻必须避免陷入对立阵营，一边亲美、一边反美。
亚洲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变。环顾整个区域，各国都在对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决定公共政策的方式进行变革。它们都要迎头赶上，要和发达国家一样繁荣。
原来的亚洲四小虎——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都紧随日本发展。跟在它们后头的有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日本人把这形容为雁行式的经济发展，即每一个新的跟随者都向领导者汲取科技，然后把科技传授给另一组跟随者。不过，这些新进国家不会大到足以改变世界。
中国和印度即将震动世界。它们的人口加起来是全世界的40%，而且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是8%至10%，印度是6%至7%。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印度开始时是外包电话服务中心，现在已转向涉及更复杂程序的商业运作，以及环球企业的临床研究中心。
中国和印度不仅是向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学习，也向发达国家看齐。它们也选择性地采纳和顺应各种治理国家的模式及原则，以自我推动走向前列。在一些工业领域，它们已经超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结果将使世界重新进行平衡。
我对中国和印度观点的演变
我在上世纪50年代从政后，就对中国和印度有很深的兴趣。跟许多同在50年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一样，我曾经尝试分析和预测这两个庞大经济体之中，哪个会先成功。我曾经相信那会是奉行民主的印度，而不会是共产党中国。
然而，到了80年代，我已更加实际和接受它们之间的不同。相信民主和自由市场是进步与致富的必然公式，是个简单化的看法。不过，我也坚信无论政府是专制或民主，实行中央规划、企业由国家拥有或进行国有化，都会导致低效率和低回报率。而且，即使中国和印度都奉行民主、专制或共产主义，它们的表现也会不一样。我现在相信用来衡量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除了标准的经济尺度之外，无形因素如文化、宗教和族群特性与国民气质，都会影响结果。
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落后于印度。它的基础设施及人口都在1937年至1945年的日本占领时期遭受破坏与蹂躏，接着爆发了内战。共产主义者在1949年取得胜利之后，中国采纳了苏联的治理制度和经济政策。
印度在1947年8月独立后，结存了许多英镑，也继承了前英国殖民地政府留下的良好治理制度和许多上好的机制。它有个奉行民主的体制与法制，也有一支中立而且训练有素的民事服务队伍与国防部队，人民又能讲流利的英语。
不过，印度的优势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它采取了中央规划制度。印度的政治领导人虽然有心改革，却面对了不善于改变和抗拒改变的官僚体制。国内地区之间的推挤和贪污情况更是于事无补。此外，因为执政党在不断易角，一味迎合民众的民主政治使政策难以持续和贯彻。以杭州和班加罗尔这两个可作比较的城市来说，杭州的新机场在2000年启用，班加罗尔的新机场虽然已计划多年，但是却迟至去年12月才获得政府批准建造。
中国这个在50年代经济仍相当落后的国家，如今却已迎头赶上印度，并在多个领域超越印度。共产党中国是怎么追上民主印度的？民主印度又为何失去了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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