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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就是我们的政策！”1996年4月美日首脑发表《美日安保宣言》为安保条约重新定义之后，时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的加藤一，在电视座谈会上谈及台湾海峡是否包括在美日安保的“周边”范围时如是说。
加藤是自民党内的所谓“鸽派”与“知中派”，又是当时桥本龙太郎政权的主将，他当然知道明确表态得付出什么代价，将会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在这一点上，他不能像以“鹰派”姿态出现的内阁秘书长鶨山静六，或者倡议“普通国家论”的小泽一郎那般坦直表示。 重新定义三层考虑
不过，不管是“鹰派”的自民党人、前自民党人，还是类似加藤的“鸽派”和“知中派”，他们对重新定义的实质都心知肚明。正如当时日本的媒体与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重新定义有着如下3层意义：美日安保的假想敌已从旧日的前苏联转为今日的中国；美日决心联手干预台海问题；华盛顿默许东京作为其远东忠实助手进一步扩军。借用一名防卫厅出身的大学教授当时喜形于色的评语就是：有关美日安保条约的文字虽然没有更改，但在附加的宣言封页里，却隐藏着颇让人难以忘怀的滋味。
加藤和时任首相桥本之所以不肯对台湾问题明确表态，当然主要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担心中国对此“干涉中国内政”之举会有太强烈的反应。但如果要他们清楚地表明台海并非美日准备插手的区域，却与他们的心愿与基本战略不相符合。何况，“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谈话一旦发表，将会成为往后约束日本公然插手台海问题的“道义”上的阻力。
两相权衡，善于玩弄文字游戏的日本外务省终于搬出了家传法宝，采取了装疯卖傻的态度，既不说是，也不说不，让人奈何不得。
抗衡战略从不含糊
时过9年，日本在采取“模糊政策”的同时，其相关的内外政策有着什么样的变化与进展呢？简单地说，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在日本国内制衡力量进一步削弱和白宫的默许与鼓励下，当局打破禁忌，火速通过各种派兵海外的法案，并付诸行动。1997年9月通过的《美日安保新指针》、1999年5月的《周边事态法》、2001年9月的《防恐对策特别措施法》，以及2003年6月相继通过的“有事相关3方案”并于同年12月派兵伊拉克，无一不说明日本的整军路线及其急于派兵海外的政策都毫不含糊。
其二，正是在同样的国内外政治大气候下，近10年来自民党联合政府快马加鞭，推行修改宪法的路线。特别是在“堂·吉诃德型”首相小泉纯一郎走马上任之后，竟然4次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向战后“政教分离”的和平宪法公开挑战。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种种为日本侵略行为辩护的言行(包括修改教科书)显得更为露骨。表面上看来，修宪派兵、参拜靖国神社与篡改历史似乎并不直接相关，但实际上这几个现象却互为表里、相互呼应。它们无一不是朝着鹰派首相中曾根康弘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路线，以及上世纪90年代少壮派强人小泽一郎倡议的“普通国家论”的目标迈进。换句话说，尽管志在成为“迷你中曾根”的小泉不讲究战略的粗线条作风并不被有“平成妖怪”之称的中曾根高度欣赏，也不被同年代的“黑马”小泽一郎认可，但其基本政策并未离开上述“有战略思维”的日本鹰派所规定的路线。
其三是，尽管中日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日益紧密而被称为“经热”，东京方面丝毫未放松任何对华政策的抗衡。特别是在敏感的领土问题与台湾问题上，东京态度日趋强硬。不久前，日本政府宣布接管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修建的灯塔是一个例子，当局玩弄“前皇民牌”批准李登辉访日签证又是一个例子。朝野政坛人士直接或间接声援台独的言行，近年来更有变本加厉之势。
借此良机修宪扩军
不仅如此，随着日本的“总保守化”，战后以来有时还能反映不同声音的主流媒体，近年来在中日问题上亦步亦趋，紧紧跟着小泉的“国益”路线走。针对中日关系之恶化，近年来各媒体的基本论调，都倾向于集中火力抨击中国的“反日爱国主义教育”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主义”。其弦外之音是，咎在北京不落实“不纠缠历史”的“对日新思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从1996年4月克林顿与桥本龙太郎联合发表有关“重新定义”的声明以来，东京可以说是在全力以赴地忠实执行其被赋予的使命。特别是修宪扩军，更是战后以来日本鹰派所梦寐以求的，它并不是由于中国之崛起而骤然产生的政策。白宫决心遏制北京，无疑正中东京下怀，东京何不借此良机一了百了，摆脱战后身上的束缚？这就是日本当政者的心态。所谓“日本加紧扩军是由于受到北京的军事威胁”等说法，不过是东京放出的烟幕与借口，是讲给不知道战后日本扩军发展史的人听的。
了解了上述的特征与变化，人们对美日今年出台的“共同战略”，清楚表示要插手台海问题，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可以这么说，东京从“假模糊”到“真清晰”，也给“异想天开”要离间美日同盟者上了一堂课：寄望于美日战略“空洞化”，真是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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