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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全面阐述了“构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香港大公报就此刊登了对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的采访文章，对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进行了阐述。
2005年春节刚刚过去，中国最精英的一批高级干部便云集在中央党校，包括近200名中央和地方大员──位于各权力机构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在此参加一年一度的省部级高级研讨班。今年的研讨专题为：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
春节后办班成惯例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教授参加了这次研讨班的具体工作，严书翰教授告诉大公报记者，自本世纪始，中共中央在春节后至“两会”前召集省部级“一把手”就中共最新理论主张在中央提前进行研讨已成惯例，例如，2002年，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研讨；2003年就“十六大”精神统一认识；2004年则是研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自1989年以来，中央党校校长先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的乔石、胡锦涛、曾庆红担任，其中胡锦涛任校长近十年。中共“十六大”后，曾庆红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校在中共的理论建设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今年2月19日，胡锦涛亦是在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阐述“构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并首先在中共高干中统一认识，进而再推进至全党。
“一把手”统一思想
作为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参加了此次省部级高级研讨班的全过程，并对与会高级干部讨论之热烈，思想之共鸣感受尤深。
他透露说，在七天的研讨中，除胡锦涛在开幕式上对和谐社会理论作系统阐述用了半天时间之外，闭幕式由曾庆红作总结用了半天，还用了一天半时间由五位部长作专题报告，其余四天半都交给与会者讨论，在四天半的讨论中，这些书记、省长、部长们分别联系所在地区及所分管的领域理解、发挥胡锦涛的报告，亦表示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理论及时适时，在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建设和谐社会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仅是中国未来社会之必须，亦是现阶段社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近200位高官云集，五位中央常委与会，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场，其规模俨然是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而且这些中央地区级大员不得请假，闭门读书，难得有如此环境研究理论，提高理论，在中央最高学府中做七天学生。
缜密思考提出理念
文章说，曾庆红对此次研讨班寄予的厚望，评价很高，他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理清思路，谋划和谐”二十四个字作为开班宗旨。
以严书翰教授的理解，中央在中国已进入总体小康这一特定时刻提出和谐社会理念，决不是哪个人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也决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是深思熟虑后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
严书翰说，新一届中央头脑很清醒，考虑很清楚，尽管中国以2000年达到总体小康成为划时代的界碑，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阶段往往是这个国家是继续发展还是发生夭折的关键阶段，远则拉美，近则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没能绕过此阶段。当然，包括香港和台湾省在内的“四小龙”成功地越过了这个阶段。
胡锦涛2月19在党校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目前社会“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
分配不公矛盾复杂
所谓发展的黄金期，就是任何一个国家进入这一时期都会有大的发展和大的举措，例如中国从新世纪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修建青藏铁路和南水北调等。
所谓矛盾凸显期，就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的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首先，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从中折射出国家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
其次，人民内部各阶层的分配差距拉大。尽管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现在国内不存在阶级对抗，但工农等各阶层之间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工人中还存在着低收入、下岗、失业；农民内部也有变化，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成为农民工，有的成为失地或无地农民；公务员内部也有利益矛盾，“阳光工资制度”出发点是好的，将公务员的收入放在阳光下，但目前只有沿海几个省实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无法实行。各个阶层之间利益发生了变化，虽然对抗不存在，但差别和矛盾肯定存在。
下层百姓须得实惠
严书翰说，如上两个特点决定了两种可能性：一是执政党和政府采取妥当政策，就可以带领人民平稳度过这一关键期；二是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头脑发热，政策失误，则会激化矛盾，不但会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还会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亚洲四小龙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发展中国家的“拉美现象”则是不成功的案例，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下台很能说明问题，该国GDP很高，但下层百姓未得到实惠。
严书翰说，上述历史教训可以认为是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一。他说，中共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其执政基础亦会受到因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矛盾的挑战，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将有助于执政基础的巩固。
严书翰表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将为未来中共执政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和新变化。以往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那些有悖于“社会和谐”的思维和做法都要予以调整，予以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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