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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历史认识问题；(2)历史遗留问题(如日军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武器的处理问题)；(3)历史牵连问题(如台湾问题)；(4)历史根源问题(在中国方面，需要总结“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在日本方面则需要反省“国强就想扩张”的教训)。但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
中日间的历史摩擦在复交谈判开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1972年9月25日，为复交谈判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抵京当天出席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到那场战争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给中国“添了很大的麻烦”，为此受到周恩来的严肃批评。在整个复交谈判中，中日双方围绕历史问题等，多次展开激烈交锋，以致毛泽东在同年9月27日会见田中角荣等日本客人和中方参加复交谈判的代表时，问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吵架吵完了吗？”
至今，30多年过去了，中日之间依然“吵个没完”，而成为中日政治摩擦的中心问题依然是当年周总理与田中首相最初“争吵”的那个问题──历史问题。
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表现虽然常有起伏，但总的趋势应该说是有所进步的，特别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15日发表谈话说，日本在一段时间里实行了“错误的国策”，“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这一讲话可以说是一次有诚意的表态，至今仍为历任首相所承袭。
不过，自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任首相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明显倒退，其表现之一是小泉首相固执地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与之相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也曾经作为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但由于遭到中、韩等邻国的反对，在第二年就停止了参拜。与前任首相对比，小泉却采取了很不一样的做法，他对邻国的强烈反对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这反映了他坚持错误历史观和藐视周边邻国的顽固立场。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明显倒退的另一表现是给日本右翼炮制的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新编历史教科书”大开绿灯，“审定合格”。特别是在最近，对右翼通过修改、变本加厉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再次“审定合格”。其中，民间提交的某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有关“独岛(日方称其为“竹岛”)问题在日韩之间存在争议”的表述，竟被官方强制修改为“竹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严重倒退，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邻国政府和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强烈反对。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联合国改革之年。同是二次大战战败国、也是日本在当年的轴心同盟国德国、意大利，都以谦虚的态度迎接这个“历史敏感之年”，惟有日本居然摆出傲慢的外交姿态，一方面以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来“迎接”60周年，小泉首相还以莫须有的借口拒绝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世界性活动；另一方面又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声称要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他们似乎忘记了：联合国的诞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他们也似乎忘记了，小泉首相年年顶礼膜拜的甲级战犯之所以受到历史的审判，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果。
人们质疑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并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当政的小泉内阁在历史问题以及源于历史问题的各种现实问题上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总之，日本要真正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唯一的途径就是，放弃与邻为敌的错误政策，诚实而谦虚地对待过去那段历史，对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表现出诚意和善意。
如何看待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显然，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发生摩擦的责任在日本方面，无论是修改历史教科书，还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及右派政治家频频失言等，都是日本方面首先挑起的。日本有些人倒打一耙，说中国打“历史牌”，老揪住日本的“历史辫子”不放，把历史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对待历史问题，也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弄清楚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应该承认，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故意否认、美化侵略战争历史。过去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他们亲身体验到的是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特别是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悲惨后果，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日本人民既没有亲身感受，也缺乏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对这场战争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很难达到中国人民那样的水平，而且在一部分人们之间虽然不否认历史却存在着“厌烦提历史”、“不愿多说前辈的错误”的情绪，十分缺乏对受害国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加之战后日本长期轻视正确的历史教育的结果，在年轻人中间形成了一种“这是前辈干的事”的“无责任感”。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世纪转换，淡忘历史将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
与德国相比，日本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已经做成了“夹生饭”，很难再重新煮成像样的熟饭。其原因是：(1)分别是德国和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者的希特勒的下场与日本昭和天皇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2)二战后美国对德国实行直接统治，德国内政治彻底翻了个儿，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在同时期，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即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进行统治，致使战后日本的政权不但没有转到在战前受迫害的反法西斯力量手中，反而让岸信介这样的战犯也当上了首相。总之，由于美国占领当局的占领政策，使战后日本失去了正确历史观的健康发育成长的机会。现在人们期待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达到和德国一样，这看来是很难做到的，除非改写战后初期那段历史，而历史是不可能倒过来重写的。
过去，中日关系、特别是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的“国内政治问题”。每当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出现错误言行，不仅会受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批评，而且立即会成为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遭到国内革新势力的严厉批评，对执政党形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3年自民党下台、“1955年体制”崩溃以后不久。从中曾根内阁到羽田孜内阁，前后有三名大臣(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因为在历史问题上散布谬论而被迫辞职。
然而，随着“1955年体制”崩溃后革新势力日渐式微，日本社会上的保守主义思潮日趋盛行，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对其政府、政客的错误言行的批评声音日趋减弱。比如2001年小泉上台以来四拜靖国神社，虽然也曾遭到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批评和反对，但从总体上看，“四拜神社”对小泉内阁的支持率没有影响，国外的严辞批评和外交施压不仅没有转化为国内批评小泉的政治压力，反而产生一定的“反效果”，更加衬托出小泉的“敢于说‘不’”、“敢作敢为”的政治风格，而在日本陷于政治混沌、经济低迷、前景不明的现状之下，“敢于说‘不’”、“敢作敢为”恰恰成为受到国民欣赏的领导人政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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