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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新时期的爱国主义？如何引导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就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和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吴敬琏：把爱国之心落到实处
怎样正确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怎样遏制世界上的反华势力，使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最根本的在于增强我们国家的实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有了很大增强，但是我们离好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中华腾飞于世界这个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判断一件事情正确与否、一个政策是否合适的标准，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三个“有利于”也就是我们国家和每个人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要爱国，要反对日本右翼，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努力实现这三大目标。把爱国之心落到实处，就是为实现这三大目标埋头苦干、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义愤之情是可以表达的，但有些行动不一定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的。
作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中国的国民应该调整心态。毕竟，现在跟100年前不一样了，那时候中国非常贫弱，清政府腐败无能，老百姓没有更多的办法使祖国更加强大，阻止外国侵略势力，所以他们的爱国主义往往流于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在当今的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完全可以发挥得更有效，那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现三大目标上，容纳和团结一切不反对我们的人，跟他们成为朋友。而在极端的民族情绪下，往往会不加区别地对待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这样不利于打击右翼势力。
在我认识的日本朋友中，有不少人真心希望中国能富强起来，有些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有负罪感，也有人出于经济利益，希望跟中国友好。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要是愿意跟中国友好的人，都应该成为我们的朋友。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国民，我们不能因为少数的日本右翼分子，就把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日本人排斥在外。那是非常不明智的。
中日之间的经济交往对两国关系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应该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动力。即使中断这些往来，也不会对抵制日本军国主义、打击右翼势力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民族尊严、民族利益，表达人民的意志，这种“民气”非常可贵。但要使它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化“民气”为民智、民力，使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发挥真正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要有爱国的激情，还要有大国的理性。只有这样，我们的爱国之心，才能为祖国和人民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
吴建民：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才算爱国
新世纪的国际形势有四大特点：
第一，冷战结束，两极体制的旧格局瓦解，世界正处于旧格局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期；第二，这个过渡期的时间会很长；第三，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较量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线，它实际上是世界新格局往哪个方向发展的斗争；第四，在国际上进行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中，由于总体格局未定，国际局势会表现出很大的流动性，国际关系中的变动也是比较多、比较快的。
毫无疑问，这样的国际形势给每个国家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要妥善应对挑战，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切忌把与某个国家的关系看死、搞僵。在过渡期，两国关系中的变数非常多。彼此之间的外交政策其实并没有完全定局。
只有清醒地认识国际形势，明白现代国际关系的特点，在面对国际纠纷时，我们才能维护好国家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从而真正做到爱国。
事实上，爱国主义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和务实的，是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前，我国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是全面创建和谐发展的小康社会，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以，我认为，在今天的形势下，有利于中国的繁荣和统一的才是爱国行动，反过来，不利于这两条的我看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爱国。
以中日关系为例，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分子不正视历史，破坏中日关系，但这笔账不能算在全体日本人身上，应该严格地区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把反日等同于爱国是极端的、狭隘的。去年，中日贸易总额超过1600亿美元，日本在华投资总额约为666亿美元。这么大的数字说明中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要是不把日本右翼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那不同样也伤害我们自己的巨大利益吗？
在中日关系上，邓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会见当时来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就说过：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21世纪友好、22世纪友好、23世纪友好，世世代代友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超过中日之间任何别的事情。小平同志是最了解中国根本利益的，他的话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国与国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是常有的事，由此产生一些国际纠纷也是必然的。我们主张用协商谈判的办法，尽最大可能来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不是只有对抗才能显示出爱国。对于国际问题，民众当然可以发表看法，表示自己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的公民，在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时，应该守法、理智和文明。无论如何，过激行为谈不上爱国，那不仅违反中国的法律，也违反国际法。外交使团是受国际法保护的。要是我们的使馆在外面被人砸了玻璃，我们会怎样看待那个国家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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