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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家界宣布4月16日起门票涨价后，黄山、九寨沟黄龙等景区先后就门票调价举行听证会，拟调价方案中票价涨幅均接近50%。一些二线景点也纷纷宣布方案，计划涨价，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关注。
这些景区的涨价理由大同小异，无非是“体现资源价值”、“分流客源”、“补充维修资金”等，我们不能一概否认这些理由的合理性，但不可忽视的是，一些景点涨价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和管理机构把景点当成“摇钱树”。据北京一家著名世界遗产景点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他所在的景点门票收入中，景区自留40%，安置移民占20%，地方财政分成占40%。这一事例从侧面说明，景区纷纷涨价的背后，潜藏着景区自身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所以，即使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一些景区还是不惜伤害公众利益，来追求地方和部门利益的最大化。
风景名胜和世界遗产，是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不是某个单位或地方政府的专有财产，其最终所有权属于国家，属于全体国民。目前，我国景区门票价格基本都下放到地方管理，但是，地方政府是在代表国家来行使景区的管理权。既然是“代为管理”，就要充分尊重所有者即国家和全体国民的权益和意志，而不能滥用权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纵容景区门票一涨再涨，导致景区“贵族化”，使众多游客面对高价门票望而却步，对这种侵犯公共利益的做法，国家有关部门不能坐视不管。
旅游景点承担着对广大公民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责任。景区门票价格该由谁定，如何定？需要进行分类科学管理。其中，世界遗产景点门票是否涨价，应该由国家有关部门来组织全国性的听证会，严格进行科学论证。对属于地方管理的一般性旅游景区，必须严格规范定价行为。地方政府定价，一定要尊重旅游景区的公益属性和国有性质，必须从国情出发，充分尊重民意，特别要考虑大多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能随意调价，也不能定价过高。
国家发改委不久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加强价格调控。各地要认真落实这一规定，努力保持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水平稳定，坚决刹住滥涨价之风。
著名景点渐成“贵族景区”——门票涨价到底谁说了算？
去年北京六大世界遗产景区率先涨价，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此后，神州胜景“涨声”一片，不仅涨幅惊人，涨价原因也如出一辙。
著名景点渐成“贵族景区”，令普通旅游者望而却步。有网民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如果景点都变成管理者的私家园林，那我们只能呆在家里了。”
作为公共资源的风景名胜区，门票涨价就要遵循公共决策机制。因此，一片“涨声”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问声：涨价是否合理？谁有权决定它涨价？涨多少到底谁说了算？
涨价景区门票上调幅度高
此轮涨价之举，各景点呈现出同一模式：
——涨价幅度高，多是成倍上涨，有的甚至达到近２０倍，远远超过同期物价涨幅和居民收入增长。
——听证会大多成了“涨价会”，民众所要听证和接受的，不是有无必要涨价，而是涨多少的问题。
——公众与听证代表观点迥异。有网络媒体作了调查，９５％的网民不同意涨价，而有关部门组织的听证会上，代表几乎众口一词拥护涨价，反差巨大。
继故宫将淡季门票从每张４０元调整为８０元，旺季门票每张６０元调整为１００元后；广受关注的黄山风景区，虽然一直有“涨与不涨”的争论，但政府最终将票价作了调整，并且刻意避开了“五一”长假执行。淡季每票８５元涨为１２０元，旺季每票１３０元涨至２００元。
九寨沟是涨价景区中最神秘的一个。在舆论的压力下，景区于３月中旬搞了听证，屈指可数的几家媒体被获准进入旁听，１４５元门票最终定为涨至２００元以上；其他如张家界将每票１５８元涨至２４５元 ；井冈山从１００元涨为１５６元；武当山由７０元涨至１１０元……就连既是景区又是居民区的鼓浪屿，也作出了由３元涨到５０元的“试运行方案”，并露出风声：时机成熟时再涨至每票８０元。
与“涨”声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杭州西湖景区坚持免票，而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和一些地方景点，则明确表示绝不“跟风”，不会提高门票价格。
旅游景点门票的飞涨，让不少旅行社大呼吃不消，而开始对组团价格进行调整，普遍上涨１０％。“热门线路都这样涨下去，我们只能提价，否则连基本利润都无法保障。”中青旅国内部一位负责人表示，门票上涨差价最终只能由游客自行承担。
涨价理由站得住脚吗？
主张涨价者陈述的涨价理由，不外乎是控制流量，有利保护，弥补维修资金缺口……然而，这些说法很快招致了业界的质疑。他们普遍表示：景点成本不应由消费者负担；修缮资金应由政府投入；涨价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客流。
业内人士用消费者分类方法驳斥靠涨价“抑制客流说”：高价景点的游客可分为这么几类——国外游客，公款旅游者，高收入阶层，工薪阶层和学生等。至于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早就望而却步了。而事实上，对于前三类游客，靠涨价是限制不了的，他们的经济实力不在乎承受区区门票钱。受影响的都是最普通的消费者。拒低收入者于门外显失公平。
“美国的大峡谷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人家也保护，也限制参观者数量，但不靠门票涨价；法国卢浮宫门票仅８欧元，但门票限量发售。说游客多，可采取的办法很多，比如人数控制，预约排队等，这些都是国外的成熟经验，为何不借鉴，非要一味靠涨价限制客流呢？”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如是说。
对于“弥补维修资金缺口”这一涨价理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提出，“应该请审计部门查查原来的门票收入都干什么去了。查清应该向社会公布，如果确实缺少资金，应当由国家财政负担。”
一些人士举杭州西湖等景点不收门票为例，认为著名景点招揽了大量游客，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活跃了经济，实际上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政收入。政府出资保护、维修旅游景点，不仅是义务，更是有可观回报的投入。
门票收入哪里去了？
对公众而言，风景名胜区是公共财产，人人有权“享有”。而对管理者来说，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使他们对门票收入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不同的利益诉求决定了涨价风潮中的两者冲突。
建设部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部分世界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门票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已达到一半以上，个别如张家界等景点已高达９０％以上。这表明，门票收入成为这些景区最大和最直接的经济收入，涨价的动因就不难理解了。
门票收入又是如何分配的呢？记者调查发现，在八达岭门票总收入中，４０％自收自支用于人员工资，４０％纳入延庆县财政收入，仅有两成用于长城维护费用；十三陵门票总收入中，５０％作了文物保护费用，另一半则用于人员工资和上缴昌平区财政。
显然，门票收入的资金，并未完全用于景区的管理和维护，被地方政府分了一杯羹，还有一部分则纳入了企业甚至上市公司的经营收入。专家介绍，黄山、峨嵋山门票收入的５０％，就被作为上市公司的经营收入。剩下的收入，如何能够维持这些景点的保护与修缮？
由于目前景区多由属地管理，因而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统一的“指导价”。统计数字表明，当前一张景点门票的平均价格，接近我国年人均ＧＤＰ的１％。这一比例至少是其他国家的１０倍以上。大部分著名景点的门票，已趋向高额化、市场化、贵族化，改变了遗产资源的公共性质。
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晓指出，世界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区是典型的公共资源，为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景点门票定价的基础只能根据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再不能对门票暴涨无动于衷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面对长期经费投入的不足，一些景区的涨价听证会确有“走过场”之嫌。在门票的涨和不涨之间，在涨多和涨少之间，有了太多可自由发挥的空间。
虽然目前国内各景区的情况千差万别，产权单位归属不一，有的归政府直管，有的归园林或文物部门，有的属于企业开发经营，但门票价格最终都须报物价部门核准。不少学者担心：如果这股涨价风潮得不到抑制，公共决策缺乏有效的程序和制度约束，风景区会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摇钱树”。
谢凝高教授说，目前国家风景区的主要管理权力都下放到了地方政府。这种分权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局限：一是地方政府考虑问题多从自身利益出发；二是部分世界遗产由较低级别的区县（市）政府管理，“婆婆”机构太多。有的地方政府每年向风景区要几千万元，迫使景区提高门票价格，扩大商业开发规模。此外，我国有１７７个风景名胜区，国家每年拨款却只有１０００多万元。一些景区只好用门票收入补贴管理费用。
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说，世界遗产景区属于全人类，具有公益性质，绝不应该作为资产来经营。他认为，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对门票收入应实行收支两条线，所有收入都应该上交，景区再根据各自需要，提交申请，要求政府财政拨款。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认为，门票收入的支配使用，应该接受国家审计和公众监督，只要是用于加大景点保护的，相信涨价也能得到公众理解。
据悉，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游览参观的门票价格管理工作通知》已经会同各省物价、旅游等相关部门进行研讨，估计将于“五一”前正式发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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