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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备学堂外景，地点在今大光明桥东河沿(图为1900年被八国联军烧毁后景象)
北洋水师学堂，创办于1882年
北洋大学堂外景
北洋大学校徽
1900年颁发的北洋大学首届毕业生考凭，此系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
漫步在天津这座既古典又现代的大都市，映入眼帘的不仅仅是一所所设计新颖、风格迥异、充满青春活力的大中小学，还可以看到伫立在美丽的卫津河畔、经历了120年沧桑岁月的天津大学，即北洋大学堂。
一百多年前，中国近代一批洋务学堂从天津起步，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在天津诞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纷纷在天津建立。天津近代教育引领潮流、开风气之先，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
创办洋务学堂
开教育风气之先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以天津为基地，推行洋务运动。到1886年天津已有“厂房62座，工徒千余人”，成为“洋军火之总汇”。除生产军火外，还能自制挖泥船、小火轮、车床、锅炉等机器设备，基本形成了集机器制造、基本化学、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船舶修造为一体的综合性军工企业。天津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铁路、邮政、电报，制造出中国第一枚氢气球和第一艘潜水艇，兴办了开平矿务局等。
这些以机器生产为主要劳动手段的新型工矿企业的出现，无疑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不仅需要劳动者的体力，还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中国封建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旧式人才对急剧变化的形势严重不适应，人才匮乏的局面日趋突显。李鸿章提出要“肄习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乃当务之急”。他把培养洋务人才作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在天津积极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在中国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的作用。
中国近代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天津北洋电报学堂，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在天津创办。这是天津也是中国近代工业技术学校的开端。电报是我国最早引进的外国现代通讯技术之一，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和北塘之间成功架设长约60公里的电报线后，又于1880年在天津与上海之间架设了一条电报线。同时他奏请设立北洋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人才。这一上奏两天后就得到朝廷的批准。电报学堂招收年龄在16岁至22岁的学员。最初，聘请丹麦籍教师，后来又增聘法国、英国籍教师。1886年(光绪十二年)，该校迁到法租界紫竹林的新校舍。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生源不断增加，教学内容也日趋完善，主要课程有：电报实习、电磁学、基础电信、仪器规章、国际电报公约、电测试、材料学、数学、制图、英文等20门课程。该校自创办到1900年共有毕业生300余名，他们是中国电信事业的先驱，为我国早期的电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洋电报学堂被迫停办。
中国第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海军军官学校———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于1881年(清光绪七年)建立，地点在城东贾家沽道机器局内(今河东区东局子一带)。据清代张焘在《津门杂记》中描述：该校环境优美，“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可谓别开生面矣。”开学之初学额未满，一年后对招生章程作了修改，主要是放宽了招生年龄，特别是助学金由每月银一两提高到八两，使生源大增。该校学制为五年，主要课程有：英语、地舆图说、算学至开平方、立方、几何原本前六卷、代数及造对数表法、平弧三角法、驾驶诸法、测量天象、推经纬度法、重学、化学、格致等20余门西学课程。总教习为曾赴英留学归国的严复。在他们的严格管理下，北洋水师学堂教学水平较高，当时曾有“若有能文佳子弟，及时送入水师堂”的赞语，水师学堂确实起了“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的作用。为评估天津水师学堂的教学水平，李鸿章从欧洲各著名海军院校请来一批教官进行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比起欧洲各海军院校毫不逊色”。像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武昌起义时的鄂军督军、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黎元洪，以及掌握海军技术的高层次人才郑汝成、王劭廉、温世霖等，都是该校的毕业生。该校还派出了天津最早的12名学生到日本留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机器局(俗称“东局子”)成为战场，该学堂毁于敌人炮火而停办。
中国第一所培养陆军人才的新式军事学院———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设立。初创时在天津水师公所，后建在大直沽附近柳墅行宫(现在河东区教育局一带)。该学堂仿效德国陆军学校，学制由最初的一年，改为三年。学习的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学科是理论性的，主要课程有：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新法、德语等；术科是实践性的，主要是在军营中实习，包括操练马队、步队、炮队以及演习枪炮阵式、行军布阵、分合攻守、建筑台垒等技能。学生来源多数是从各处兵营挑选而来，多为“精健聪颖，略通文义”，经学堂考试择优录取。“其中有文员愿习武者，一并量才录取”。该校对学员有40多条严格的校规，每两个月由李鸿章派人到学堂进行考试，赏罚分明。学员毕业后，派回各军营量才使用。教师多是从德国选聘，他们的教学工作，得到了李鸿章的称赞。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武备学堂增设铁路工程课，成为中国第一所培养近代铁路人才的学校。北洋武备学堂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早期的陆军军官，后来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的将领和骨干，其中不少人地位显赫、飞黄腾达，如冯国璋、曹锟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段祺瑞总揽国务总理和执政的大权，而吴佩孚则成为直系的首脑。这些风云一时的人物，左右了中国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局。
中国最早的公立西医教育学院———北洋医学堂，建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其前身是1880年(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北洋施医局创办的医学馆，这是中国举办西医学堂的开端。北洋医学堂，附设北洋医院，坐落在法租界紫竹林海大道(今大沽北路十七中附近)。这是一所由天津招商局总办朱其诏捐赠的旧式民房建筑，高大门楼，黑漆大门，悬挂着李鸿章题写的“北洋医学堂”和“北洋医院”的横匾，有房屋180余间，后又建78间。该校课程设置按照西方医学院的标准开设，生源遍及广东、浙江、江苏、福建、河北、天津等地，教学人员是中外医生，一切费用由海防经费中支付。1910年(宣统二年)，该学堂归海军部直辖，专门培养海军军医，后来几经更名，于1930年军阀混战停办。该校毕业生在我国医务界多有建树。
除此之外，天津于1882年举办了水雷学堂，1883年设立了管轮学堂等，还派遣学生出国留学。
天津在全国率先兴办一批洋务学堂，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25年之久，这位“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在西学东进的条件下，晚清教育改革及中西教育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几乎无不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他成为清廷各项教育政策的重要决策人和教育事业的领导者。他靠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天津大力创办洋务学堂，兴办新式教育。这些洋务学堂，虽未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窠臼，但却打开了封建教育体系的缺口，成为中国教育引进西文西艺的开端,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传授外国文字和近代科学技术的新式学堂,它们是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从而加速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化的步伐，在全国有着开先河的重要意义。
诞生中国第一所大、中学
引领近代教育发展
中国第一所大学设在何处？一直是专家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2002年9月28日《天津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条重要新闻，披露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史实:天津大学近日发现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光绪皇帝奏折和清光绪皇帝的批复。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充分说明，北洋大学堂，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至此，中国第一所大学设在何处的争论宣告结束。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关于批准设立高等学府的政府性文件。
北洋大学堂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时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潮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曾经支持过主战派的光绪皇帝在洋枪洋炮的开导下，特别是受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再加上对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和身处逆境的不满，促使他寻找一条要求变法维新，自立图强的道路。天津是中国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基地，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积极响应维新变法，并努力付诸实践。北洋大学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盛宣怀，这位鼎力协助李鸿章在天津发展洋务运动的实业派，是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人。他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感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1892年盛宣怀上任津海关道后，就开始筹备办学。三年后，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他向李鸿章禀请具奏。由于李鸿章调入内阁办事，盛宣怀又于1895年9月19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通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昭上奏光绪皇帝，设立一所新式学堂。1895年10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在奏折上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正式创建，校址在天津大营门外的梁家园。第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由盛宣怀亲自任督办兼名誉校长，他以“科教救国，实业兴邦”为宗旨，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出任总教习。生于美国又在柏林大学获神学硕士学位的丁家立，由于对西方大学的熟知，再加上他于1886年在天津英租界创办了一所不带宗教色彩的“中西书院”，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声誉，盛宣怀对他倍加赏识。北洋大学堂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学制规划，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
创建之初，设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分级设学之始。头等学堂即大学本科，学制四年，分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有20余门课程，专业课分五个专业：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共30余门课程。
二等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公立中学堂”。该学堂招收13至15岁学生入学，修业年限为四年，主要课程有：英文、数学、朗读、各国史鉴、地舆学、格物书、平面量地法等20余门课程。
学生来源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收，任课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尤以美、日、英、法、德、俄学者任主课，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此外，北洋大学堂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保证能够实现培养高层科学人才的目的。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当时北洋大学与哈佛、耶鲁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北洋大学从1885年至1911年共有毕业或肄业生518人，其中资送出国52人(不包括自费留学生)。该校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奠基的专家学者，他们多为国家社会所倚重，对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械工程、铁路交通、财政金融、政法、外交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五四”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马千里，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是北洋大学的毕业生。
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一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
“新政”让教育继续领先
推动全国近代教育前行
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只搞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镇压下去。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政府又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为了掩盖卖国行径，巩固国内的专制统治，宣布推行“新政”。“新政”的变法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提倡奖励私人资本工业；二是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提倡出国留学；三是改革军制，组建新式军队。由于袁世凯是慈禧太后推行“新政”的主要人物，所以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如同李鸿章当年在天津搞洋务运动那样，天津又成为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基地。这一时期，各级各类学校蓬勃发展，天津出现了一个兴办新型教育的高潮。
自1903年天津第一所公办小学———城隍庙小学建立后，至1911年共建官立小学堂24所，民办和私立小学也加快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国家“癸卯学制”的规定，1907年学部制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以后，女子小学教育才能纳入到教育制度之中，而天津早在1904年，就率先打破了把女学排斥在外的封建传统，一批女子小学堂相继建立，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等教育继1894年全国最早的新式公立中学堂之后，1901年天津第一所官立中学———普通学堂创办，而后一批私立中学堂纷纷建立，南开中学堂及之后的南开大学不仅成为国中名校，而且享誉海内外。
适应天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天津职业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一批专门学校应运而生。为变革军制训练新军，1902年11月开办了军事专门学校———北洋军医学堂；为建立警察部军，1902年开办了天津警务学堂，次年改为北洋巡警学堂，在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警察部队；为训练各级军官，开办了讲武学堂；为发展实业，创办了工业学堂、直隶水产学校；为培养师资，开办了北洋女师范学堂等。
中国第一所法政专科学校———北洋法政学堂，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6月在天津创办。这是为了解决整饬吏治而建立的。政法学堂以造就完全政法通才为宗旨，分本科和简易两科。本科和正科，学习年限各为三年，预科毕业后可升入本科；正科设政治、法律两个专业。1911年(宣统三年)改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来学校名称几经演变，课程设置也增至法律、政治、经济、商业四个专业，到1933年该校培养毕业生1159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
此外，天津还建了一大批教会学校。
“新政”时期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建立，为适应兴学需要，天津在全国率先建立教育行政机构。
纵观天津近代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当时天津所处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分不开的。天津曾是近代中国了解西方的窗口，洋务运动的中心，抨击专制、呼唤变革的舆论前沿，推动变法维新的重要基地，成为左右中国近代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所以中国近代教育从天津起步。不能否认这种教育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屈辱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故而造成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欲迎还拒的特殊心态。很显然，在近代中西教育的比较中，中国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向西方学习，敢于面对现实承认落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推动中国全面近代化。天津在中国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进程中，无疑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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