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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这几天，印尼首都雅加达可谓守卫森严。在街头，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军警在巡逻。据悉，为了让4月22日举行的亚非峰会顺利举行，印尼抽调了2万多名警察和军人在全城加强保安警戒。
为了举办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印尼政府花费了几千万美元。对此，《雅加达邮报》发表的社论称，虽然花费大，但值得。因为，这次会议不仅将带动旅店、交通、会展和通讯行业，有益于印尼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是时隔半世纪亚非国家的第二次聚会，为了这个机会的重新来临，正如印尼总统苏西洛所说，“我们等了50年”。
过去：同一起跑线上
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的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的推动下，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
笔者认识的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均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父母给他们三人都取了一个单名，按照顺序依次为“亚、非、拉”。
“亚非拉大团结”———这句话对于60多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颇为亲切。
当然，最能让他们勾起那段激动人心回忆的，莫过于当年亚非国家的首次团聚———万隆会议。
50年前，29个亚非国家的340名代表汇聚印尼的“英雄城市”万隆，他们代表着世界上近1／4的面积和2／3的世界人口，参加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自己举办、并且没有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对此十分感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他说。
万隆会议创造历史的一个意义在于，它是在与会国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召开的国际会议，没有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区分，也没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更没有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的“较量”，反映了那个时代深刻的历史变化。因为，当时会议的主人———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的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的推动下，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自万隆会议后至60年代末十多年间，亚非地区共有44个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在万隆会议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鼓舞下，埃及1956年7月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印尼和印度也先后收回被荷兰占领的西伊里安和被葡萄牙占领的果阿。
而且，一批批由发展中国家自主产生的国家组织应运而生，像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非统组织(现“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而且作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一支新兴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如今：亚洲强非洲弱
今年的亚非首脑会议，其用意大抵是，亚洲应该在亚非合作中发挥承上启下的新作用
然而，在经历了50年的风雨之后，变化的不只是与会国由29个国家变成了100多个国家，更多的感受是时代变迁带来的国际形势的迥异。
在5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亚非“公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不再是亚非国家的主要威胁。“今天，大多数亚非国家享有更大的自由和主权完整。但威胁也正以新的面貌出现：不公正事件、落后、冲突及潜在的分裂现在正严重威胁着亚非国家；人权问题、腐败、贫困、环境和恐怖主义也正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前进，尤其是亚非地区国家的发展。”印尼现任驻华公使表示。
发展问题，核心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当下亚非合作的重中之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南北差距增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分析人士认为，一体化表面上看来使世界经济进入了“同枯荣、共兴衰”的时代，然而事实是这种全球化是建立在不公正、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上的，它给强国带来的好处远比弱国多，给弱国带来的风险远比强国多。
所以，本次亚非国家主要围绕如何应对现今世贸组织体制下面临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定展开讨论，力争以经济合作的方式扭转亚非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中所处的被动地位。
50年前的万隆会议虽然提出了和平、公正等处理国际关系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复杂，迄今为止，亚非国家在经济领域并未建立加强具体合作的有效机制。从这一点上看，建立新型的亚非关系刻不容缓。
但如何塑造新的亚非关系，还存在一个障碍。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员东南亚问题专家翟崑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他说，“当年万隆会议召开时，亚非国家基本都是落后国家，有共同的任务和目标。但经过50年的发展后，随着日本、四小龙、四小虎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亚洲已出现整体崛起的势头，而非洲除南非等少数国家之外，仍处于落后状态，甚至远远落后于亚洲国家。”所以，在发展层次上，世界形成了美、欧、亚、非的序列。
在翟崑看来，今年的亚非首脑会议，其用意大抵是，美欧等发达序列能合作，亚非等欠发达序列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亚洲应该发挥承上启下的新作用。
从目前亚洲国家领导人的一些表态看，似乎他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作为亚非会议中“由穷变富”典型的日本，在本次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具体的对非洲援助政策，其中包括增加对非洲的政府开发援助数额，以解决非洲的贫困问题和地区纷争。
中非关系：并非已不重要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三点倡议，已成为新时期发展中非关系的指导原则
而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非洲大陆———这块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地方，一直有着特殊的亲近感。
其实，从一定程度上讲，“亲近”的感觉来自于当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给非洲国家的深刻印象。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非洲国家代表团通过与周恩来总理接触，切身感到中国是非洲的真诚朋友，从此纷纷与中国开展友好交往。
1956年埃及同中国建交，揭开了中非关系新篇章；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受到非洲国家普遍赞扬，中非关系从此进入生机勃勃、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这样的努力赢得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支持，特别是在非洲国家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所开展的外交斗争时，中非关系达到了顶峰。毛泽东主席曾有过一个形象的说法———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然而，近年来，一些关于“中欧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中美关系处于最好时期”的表述不断成为各大媒体的醒目标题。关于中非关系，似乎成了被冷落的话题。
有人说，这可能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外交调整了新的方向，即周边外交是重点，强调大国外交。但事实上，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交往还在继续，并以更加务实的方式延伸。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坚持传统友好，推动中非关系新发展；坚持互助互利，促进中非共同繁荣；坚持密切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的三点倡议，已经成为新时期发展中非关系的指导原则。中非共同倡议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让全方位、多领域的中非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目前，在非洲53个独立国家中，同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达46个；中非经贸合作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双边贸易额已经从1997年的50亿美元跃升到2004年的294.62亿美元。
或许，和其他大陆相比，基础牢实的中非关系已是不言而喻的情谊，不需要面子上的客套和时时的提醒。这从频繁往来的中非互访中，可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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