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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给中国的婚姻和家庭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人口学者唐灿认为：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家庭模式呈现多样化，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婚姻功能正逐渐在被削弱。
他在最新一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的《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中提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是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家庭结构呈现出以核心化家庭为主，小家庭式样愈益多样化的趋势。二00二年，全国城乡家庭户人均规模是三点三九人，比一九七三年下降了一点四二；户均人口规模已接近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户均三人左右的水平。
唐灿认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核心化的小家庭占有更大的比重，一人户和二人户相加分别为百分之三十五点九一和三十五点九八；北京市一代户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三十点九三,上海市为三十五点一八；两代户在北京所占比重刚刚过半，而上海甚至不到一半。这说明“除核心家庭外，其他非核心化的小家庭式样，如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正在构成中国城乡家庭结构的重要内容”。
唐灿指出，与此同时，中国的婚姻观念发生变化，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在下降，传统的婚姻功能正在受到“更注重个人价值和生活享乐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挑战，正在被削弱、淡化”。
中国的城乡社会的结婚率一九八一年达到最高峰(千分之二十点八)之后，开始逐渐回落，从一九八七年至今，结婚率呈连续下降之势。除被动不婚外，选择性独身和晚婚是导致结婚率下降的原因。初婚年龄推迟和独身增多影响到初育年龄后移和生育率下降。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在二十五点一岁至二十五点五岁之间波动，二000年为二十五点五岁。
唐灿提供的资料显示：大城市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变化更显著。二00二年，北京市生育率最高年龄组的前两位是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和三十岁至三十四岁组，旺育年龄不断推后而且延长。在上海，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已使人口进入负增长。
他说，许多调查证实，在大城市，由政策导致的强制性节育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变为由观念导致的自愿节育，甚至不育。婚姻的人口再生产功能正在被年轻一代所淡漠、忽视。
唐灿断言：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离婚率还将会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而大城市离婚率的迅速攀升，挑战了婚姻所特有的双系抚育功能，使得社会学家心目中最适合子女抚养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
此外，近年来家庭、婚姻结构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未婚同居现象迅速发展，并被社会道德观念所默许。婚姻对两性关系的约束力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性行为不再借助于婚姻的形式，或者逃避这种形式的约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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