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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的5月8日，在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的东西夹击之下，德国法西斯终于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的战火在这一被称为“VE day”(欧洲胜利日)的日子最终烟消云散。60年后，在全世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当年亲身经历这场战争的老兵们，再次开启了他们尘封已久的回忆，让我们感受到了那段泪水与笑容同在，欢呼和伤痛并存的难忘岁月。
见证人一：德里克·尼(英国陆军第二军指挥部上尉，现年82岁)
当时我正在德国西北部吕纳堡荒原的蒙哥马利元帅司令部参加德军的投降签字仪式，我的职务是翻译。投降仪式一开始，各国军事代表团入场之后就有些混乱。本来我们希望前来签署投降书的是来自德军司令部的代表团，但最初入场的却是汉堡地方的投降代表团。因此我们不得不将他们分开对待。
当时的气氛非常沉重。有些德国人完全不知道当时的战况。我还记得现场有一名德军军官，当他被告知苏联军队推进的最新位置之后，竟然大哭起来。如果当时有德国人在午餐时自杀的话，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但最后，他们还是喝下了蒙哥马利向他们提供的酒。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德国和盟国代表分别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举行仪式的军用帐篷，以及蒙哥马利元帅司令部周围的一片树林里，突然同时响起了士兵们雷鸣般的掌声。
见证人二：伯特·威廉姆斯(蒙哥马利司令部工程兵，现年83岁)
投降仪式进行之时，司令部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被赶到了营地周围的树林里。有一个家伙对一个军官朋友说，如果德国人签字投降了，他就挠一挠自己的头，好让在远处的我们第一时间知道投降的消息。所以当他最后这么做的时候，营地周围的树林里爆发了很大的欢呼声，但蒙哥马利永远不会知道，大家怎么会如此不约而同地欢呼。
见证人三：埃迪·斯莱特(英国皇家海军二等兵，现年81岁)
欧洲胜利日那天我还在海上，但我们随后就向德国汉堡港进发，接管希特勒的舰队。我们将希特勒的游艇带回了英国西哈特尔浦港口。游艇上所有能拆下的东西，都被我们当作纪念品拿走。我现在家里还有几把游艇餐厅使用的汤匙，把上还刻有纳粹“万字”(卐)标志。我姐姐家卫生间的门也换上了希特勒游艇上拿来的精美把手。我们当时还发射了游艇上原本用于紧急情况呼救的火箭，来庆祝胜利。对于战争的结束，我当时很难过，因为我不想退伍去干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我们当时还年轻，对于战争还很是兴奋。
见证人四：克里斯托弗·西顿-沃森(英国皇家陆军炮兵少校，现年87岁)
胜利日那天我在意大利博罗尼亚南部战线。当德国人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我们举行了庆祝宴会，并点起了巨大的篝火。我们找出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巨大画像，将它们浇上汽油扔进篝火烧掉。我还拿着手枪对着画像开了一枪。
对于战争的结束，我感到如释重负。实际上我很高兴欧洲胜利日当天没有在伦敦，目睹那里的庆祝景象，而是在意大利安静的乡间迎来这一日子。但同时我也感到有一点泄气，因为我们还想将德国人一路赶到的里雅斯特(意大利东北部港市)。我当时已经在陆军服役六年，我想：“(战争结束后)我接下来将干什么呢？”
见证人五：沃利·普赖克(亚洲缅甸战区英军上校)
当欧洲胜利的消息传来之时，我们都非常高兴，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还必须打败日本人。我们在缅甸的军队是被人遗忘的一支军队，我们只能得到配给物资的一半，因此无法庆祝胜利。空军运输机部队负责我们的补给工作，他们当时许诺说，会用红色降落伞给我们送一些酒，可到最后酒都没有送到。
见证人六：谢苗·什科利尼科夫(前苏联红军摄影师，现年87岁)
战争胜利的时候，我正和一支红军小分队驻扎在东南欧一个小镇上。我随后拍下了当地人欢庆战争胜利，以及当地战后第一场婚礼的镜头。我当时对自己说，真幸运战争在今天结束，而且我自己还身在婚礼庆祝人群之中。这才是人性的延续。
见证人七：露丝·伊夫(英国国防部雇员，负责监听国际长途电话)
胜利日的前一天晚上，我通宵都在工作。第二天清晨，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想回家睡上一觉。但我刚刚回到公寓，参军四年杳无音信的同事莫里斯先生就打来电话，说想找一个伴来庆祝欧洲胜利日。那真是美好的一天，我将永远不会忘记，直到那天晚上我回家休息时，情绪仍然是非常高涨。我想纪念欧洲胜利日非常重要，年轻人需要知道这一切，因为如果没有我们一代人牺牲的话，他们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
见证人八：威廉·麦凯尔维(英国皇家陆军士兵)
欧洲胜利日当天我正在威尼斯，我所在的部队还计划能在意大利战场上继续推进。我还记得欢呼的人群将市内圣马克大教堂的临时保护墙给拆了，并在教堂前的广场上点燃篝火。很多时候，我们能赢得战争，但我们却无法维护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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