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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只看下一届的选举，而政治家要看下一代人的福祉
[主持人]“板凳长扁担宽”：请问，连战自己是怎么评价他的这次大陆之行的？你又是如何看待连宋大陆之行的？
[杨澜]我觉得大的宏观政治意义已经不用我再多说了，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我觉得就如同一个著名的对政客和政治家的分析所说：政客只看下一届的选举，而政治家要看下一代人的福祉。我觉得就台湾目前的政治生态来说，无论是连战还是宋楚瑜，都不得不完成他们政客的这部分功能，包括在选举过程当中他们要去做秀，要在不同的场合下表白自己等等。但是对大陆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一部分政治家的直觉，在告诉他们说这是有历史定位的事情，这是一个真正让你在一个政治的舞台上或者在历史的舞台上安身立命的东西。我相信这次大陆之行，两位都超越了某种政客的身份，而更多的能够向政治家的方向发展。当然最后回去落实的情况以及未来，还要看他们继续的努力和是否能够兑现一些承诺。但是大陆之行本身是他们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对历史有所交代的政治家诉求。
[主持人]网友“爱国就要为国计”：请问杨女士，如果连宋在去年的选举中获胜，您认为还会有大陆之行吗？
[杨澜]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正好问到江丙坤先生，我是这么问的:如果国民党在2004年大选之前访问大陆，也许大选结果会有所不同，你是否认同这种猜测。江丙坤先生2004年的选举，泛蓝是有胜算的，但是意外的两颗子弹匪夷所思。如果在那个时候访问大陆，反而容易被扣上“卖岛”的帽子。他认为这个时候是很好的时机，因为民众已经厌烦了对立的状况，而且台湾的经济增长从过去保持相当长时间的8%以上的增长，降到现在只有2.7%的增长。我想这种经济的压力已经使人们很厌倦这种所谓政治上的吵嘴、互相扣帽子的事情，而真正关心你们到底能为我们民众做些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我想从国民党的方面来说，他们觉得这次时机是正好。
[主持人]网友“宁夏0”：大家都知道您以前采访的人物中政治界不是很多，政治界人物和商界、学术界的人物相比，让您觉得他们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杨澜]政治界的人物我还是采访了不少的，一般都是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总理或者某一方面的领导者，从绝对数量上不像商界和文化界那么多，但是总理这一级的人物已经做了八九个。因为我这个节目不是政治评论类的节目，而是人物访谈类的节目，更多的是希望一种平等的、人的视角来看待。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当中，一个政治人物是非常容易的，一方面要适应在媒体爆炸的时代，他必须会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你很难想象20年前的政治家，比如肯尼迪只需要到电视上跟尼克松做一次电视辩论就可以了，而今天在很多地区，政治家需要上很多娱乐节目，还需要做秀造势，必须要抢夺别人的眼球，这是选举政治所给政治家的生态带来的很大变化。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比较纷乱的时局之下，还是有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的。我记得有一本描写政治家的书就是政治家和政客在有些手段上是相同的，但是目的是不同的。其实我们是互换一些真正的政治家，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能够站在人民福祉的角度做事情。
宋楚瑜小学毕业时老师给了他这样一句话：“楚晋同为中国，瑜亮共拒奸曹”
[主持人]网友“不到30就发福”：我很想知道，就你的了解，你觉得连宋两人在理念、性格甚至谈吐方面有什么同与不同啊？谢谢
[杨澜]他们发表演讲很多。总体来说，连战是一个世家子弟，所以整个教养的背景和行为的风格都是比较持重、矜持，整个的素养也很高。有一个例子说，虽然在他从政，特别是近几年的过程当中，像李登辉一直对他恶言相向，但是他很少正面的回嘴。宋楚瑜就是很火爆的脾气，湖南人，倔驴的脾气。当时他是力挺李登辉的。我在访问他时，当时是基于，他希望制度有一个延续性的考虑。但是之后也是被人陷害，甚至被迫离开国民党。所以他后来反对李登辉也是反对的比较直接。他这样的转变和他的性格其实也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看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发表演讲时，他的情感是比较充沛，有激情的，也是很典型的湖南人性格。但是马英九也是湖南人，但是看上去就比较矜持一些。
我觉得宋楚瑜很有意思，在我2002年采访他时，他有两样东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幅是孙中山先生亲手写得对联，上联是“从容乎疆场之上”，下联是“沉潜于仁义之中”。对联中间是蒋经国先生亲手画的墨竹，虽然他离开了国民党，但是他很在意自己的出身和传承。他在采访中提到到经国先生忌日的时候，他也会去祭拜。如果相信命运的话，很有预见性的事情。宋楚瑜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居然在名册上写上这样一句话，“楚晋同为中国，瑜亮共拒奸曹”，等于是一个藏头诗。
第一次去台湾印象很深的是台湾年轻人的汉学、特别是古文方面的功底普遍比大陆学生好
[主持人]网友“不到30就发福”：请问杨澜，你去过台湾几次，最长的一次有多少天，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对台湾社会的观感？你眼里的台湾是个什么样子的？
[杨澜]在大陆记者当中，我去台湾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最早一次我记得是在1993年初，当时是刚刚开通了大陆的记者可以到台湾去做访问。那时候我在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担任主持人，所以我们的摄制组把台湾走透了，从台北出发，高雄、花莲，一直开车走，包括到阿里山、日月潭等，给我的总体印象是非常深刻。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司机和导游，我们一直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来监视我们的。他们说不是不是。我们谈得很有意思，因为当时一位台湾制作人和我的一位中央电视台同事几乎同一时期在厦门和金门做士兵的，说不定我们还互相打过炮。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大家都在做文化的沟通，觉得很有成就感。在这之后，分别是在1998年和2002年我去过两次台湾，除了政治方面的人物，像宋楚瑜和马英九之外，我也采访过一些经济方面的人物，比如王永庆先生，还有文化方面的人物，也有一些演艺界的人士,可以说接触的面很广泛。其实我很喜欢台北的那种文化气息，比如晚上到陈品书店可以通宵达旦的坐在那里看书，我觉得他们的出版物非常好，那是我在台北的一大乐事。总体上大家在沟通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其实还是沟通的心愿一直在那里的。我记得我采访王永庆先生的时候，这位老先生一直以他的倔强和直率的脾气闻名，我说就您看“三通”时间表怎么样的时候？他很干脆，带着很浓重的乡音说最好明天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等呢。因为当时吕秀莲说他把资金投到大陆，说他卖台等等，他说这个人说话我听不懂，你去问她吧。
[主持人]那这十几年间，您觉得台湾有什么变化？
[杨澜]比如在台北，很多人是来过大陆的，他对大陆的发展以及现在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事业发展的机会都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像南方的很多农村人，他没有来过大陆，所以他只能相信一些片面的宣传，所谓资讯是不对称的，所以也使得他们容易被误导。所以我觉得这次开放农产品，特别是水果方面，来大陆可以免税的政策，争取这一部分人能够更多了解大陆的发展，从中得到真正实惠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台湾的水果季节性非常强，一旦运不出去损失很大。我觉得有大陆这样一个大的市场来吸纳，能够真正让他们得到实惠，而且有机会让他们到大陆来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在台湾土生土长，在一些观念上比较淡化一点。我觉得这方面可以用更流行的文化，都市的文化，大家都是很同步的，在这方面可以更多的来沟通。
[主持人]在您90年代去的时候，那时候跟现在相比，台湾当局一直在做“去中国化”的工作，那时候和现在，特别是在年轻人方面有没有什么区别？
[杨澜]我第一次去台湾，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台湾年轻人的汉学，特别是古文方面的功底普遍比大陆学生好。可能从执政当局方面要“去中国化”，实际上在民间，家长还是很重视孩子中文的功底和古代文化的传承，甚至包括在道德观念方面的传承，在台湾教育系统里都是非常强调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不必觉得执政当局就能代表一切民众。但是我觉得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观念能发生直接的影响，这20多年大陆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和高楼大厦的建设，带来的是整个大陆社会文明程度和人们对世界的了解都在同步发展，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左右的。我有一位台湾朋友选择到上海来定居，当时我问他是什么促使他最终作出这样的决定。他说我70年代的时候我走在台北的大街上，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光，因为经济在往上走。今天我在台北的接上看到这个光不多了，但是我在大陆的土地上我看到年轻人的眼里都是有光的。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就是在往上奔的社会环境，是给人们带来很多向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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