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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台北市中心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七层是“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的所在地，人称“中国现代史史料典藏和研究的重镇”。
记者如约来到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先生的办公室，以求了解宝库之一角。“这里收藏的档案总数在三百万件以上，一纸一片，皆来之不易。”邵铭煌主任介绍说：“党史馆于一九三O年五月一日在南京成立。其目的有二：汇集革命史迹文物，为党的历史保存纪录。”
身兼《近代中国》杂志总编辑的邵铭煌先生回忆到：“一九三七年，在日军发动上海事变后二天，共计一百一十一箱史料相继运往重庆。因日军空袭频繁，全部史料又移藏巴县亚光寺附近一个叫‘吴家大洞’的天然大石洞内。重庆时期，党史馆的征集工作以抗战史料为重点，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征集到的十二万一千多件史料中，抗战史料达二万六千四百七十九件居大宗。”
他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党史馆的全部史料运抵南京入库。一九四八年底，蒋介石先生指令，将全部史料运至台湾中部存放。曾存于南投草屯，后购得一所民屋，取名“荔园”，史料集中此地保存。一九七九年，位于阳明山的一批房舍命名为“阳明书屋”，修饰之后，用于存放“荔园”史料。不久，藏书三十万册的孙逸仙博士图书馆也划归党史馆管理。
“一九九八年党史馆迁入中央党部大楼。”邵主任介绍：“党史馆的史料分为文献、实物、图片三种。图片分人物与事件两大类，共十五万多帧，其中蒋经国先生个人照片有五万多帧，甚为完整。”
邵主任引领记者进入“党史史料库(一)库”。库内温度很低。钢质档案柜上贴有“上海环龙路档案”的铭牌。“位于法租界的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是早年中央党部所在地。这部分档案是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中华革命党本部档案，大部分是孙中山先生与党员同志间、或党员同志之间往来函电，其中就有毛泽东先生的亲笔信。中国共产党创党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的手迹，我馆都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档案保存十分完整。成立仅四个月的武汉政府的档案也有一万五千多号。”
走进“(二)库”，通道右侧是“中央前五部档案”。“所谓‘五部档案’，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中央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民五部的原始档案。”邵主任解释到。
通道左侧依次排列着“总理史料”(孙中山)、“总裁史料”(蒋介石)、“蒋主席史料”(蒋经国)的档案柜。邵主任介绍说：“自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着手改组国民党以来，历届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等档案数量极多。”实物收藏柜是封闭式。“我们收藏有孙中山的墨宝和使用过的印章、桌椅；邹容手刻的印章；蒋介石先生穿戴的衣帽；张勋复辟仅七天，我馆收藏的他悬挂过的一面龙旗，是世上仅存的。国民党建党一百周年时，秘鲁一位老华侨捐出珍藏几十年的孙中山先生出殡纪录影片五大卷，前所未见。”
邵主任取出一卷档案，“早年史料用牛皮纸袋装置，或以棉绳系捆。一九八五年全部予以更换，改用特制塑胶卷夹，一件一夹袋，一册内装二十夹袋，文件目录详列于册首，调取便捷，又可防蛀虫滋长。”
银灰色的钢架上，整齐地码放着泛黄的报纸。据邵主任介绍，馆内收藏的当年中央机关及省市政府刊印的公报有二百三十种，杂志收藏起自兴中会，有五百五十种，报纸收藏六百八十种，其中的地区性小报特别珍贵。这些报刊纸质原本脆弱，现已摄制成胶片供参阅。
“鼎盛时，我们有四十多位工作人员，现在只有四位专职人员。”谈及此，邵主任言语略显遗憾。
不久前，邵主任随江丙坤副主席访问了大陆。他说：“不知北京的中央档案馆是否接受我们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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