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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耳听到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开战的炮声，他在抗战最前线向世界及时报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他突破重重封锁到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作为一位杰出的国际记者，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向世界忠实报道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5月26日，这位用一生见证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在北京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
去世前夕，这位被人们亲切地称作“艾培”的老人，在自己的寓所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讲述他眼中的中国抗战。
“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让我深受感动”
爱泼斯坦一生写下了上千万字的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残酷的战争条件，是对我写作的限制，也是对我的锻炼。”回忆起自己战地报道生涯，艾培说：“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让我深受感动。是中国人民给了我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1915年出生于波兰的艾培，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从我记事起，就想当一名记者。”艾培说。从15岁起，他就成了《京津泰晤士报》的雇员。“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中国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
“9·18”事件后，艾培写了一系列揭露日本侵略图谋的报道。由于过于直露的反日倾向，随着日本逐步取得对华北的控制权，艾培失业了。
22岁时，艾培成了斯诺夫妇创办的《民族》杂志最年轻的编委。1937年7月7日，正在北京西郊卧佛寺度假的艾培，突然听到了从卢沟桥传来的日本侵略者的炮声。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艾培开始了真正的战地记者生涯。他作为美国合众社的记者，被派往南京采访。
到达南京的第一个晚上，艾培半夜被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和高射炮声惊醒。他爬到窗前，看见防空系统的探照灯和五颜六色的曳光弹交叉照射，搜索着敌机。他下楼来到街上，看到了横七竖八的尸体。“我这才清醒过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艾培学会了在宵禁的空袭声中睡觉。“不管怎么轰炸，我照睡不误。这个本事对于应付以后的许多危难是很有用的。”
南京沦陷后，艾培于1938来到了武汉。
“从南京到武汉的转移，是地理上的撤退，也是政治和道义上的进步。”昂扬向上的“武汉情绪”似乎至今仍在感染着艾培，“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而是再度团结起来，为祖国的独立和前途而奋斗。”
1938年4月，艾培从武汉去台儿庄采访，向世界及时报道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这场重大胜利。
“我们去台儿庄采访的一行人意气相投，配合默契。”国际著名导演伊文思的电影班子刚刚从战火纷飞的西班牙来到中国。在西班牙，他们拍摄了一部闻名世界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在中国，他们正在创作另一部纪录片《四万万人》。“对于摄影，我是外行，但是我可以帮助他们打灯光、布置道具。”让艾培欣慰的是，《四万万人》在国际上产生了与《西班牙大地》一样的反响。
在战区司令部，艾培采访了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将军。“李将军是南方人，面目清瘦，但精神矍铄。他把台儿庄的胜利归功于人民的支持。”
“日本人显然是想用恐怖手段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但他们失败了”
在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之前，艾培一直是无国籍人士。他的这一身份，使他能够从与其他人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见证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
艾培清楚地记得，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始，日本就在天津的中国居民中有计划地扩大毒品贸易。“我曾到日本人开设的吸毒室看过，场景让我终生难忘。”艾培说，一排排瘾君子贪婪地吸着烟卷，这些烟卷的一头已经被掏空，塞进了海洛因粉末。为了不让这些粉末撒掉，他们吸烟时将烟卷高高地竖立起来，就像高射炮一样。
“日本军事情报部门销售毒品，是为了消蚀中国人的意志、招募汉奸特务，以达到他们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艾培说。
1937年7月底，日军开始对天津发起进攻。日军飞机不断向南开大学俯冲轰炸，图书馆和许多建筑设施被毁。轰炸过后，日军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为自己辩护。艾培一直保存着那次记者招待会的记录——
外国记者问：“为什么要轰炸大学？”
“诸君，这是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兵。”
“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一名记者说。
“但那里的建筑物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
“你怎么知道？”
“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
“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反日基地……南开大学的学生都是反日亲苏的。”
“但是，上尉，现在正放暑假，校园里没有学生。”
“诸君，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你们，我们正在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所有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那么，日本人要摧毁所有中国的大学了……”
“请原谅。”
……
1938年，艾培到达正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的广州。当时的场景，让艾培触目惊心。“2000多具平民的尸体散乱在河边还没来得及清理，日军又展开了新一轮轰炸，又有1500多人死于非命，这些男女老少被炸得血肉横飞，成为难以辨认的一堆堆骨肉。有些受伤的人被压在水泥板下，哭泣呻吟着。断壁残垣上的水管子还在淌着水，如同死人的血管还在流血一样。”
“日本人对广州的空袭，显然是想用恐怖手段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但他们失败了。”艾培说。
“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的人民积极得多。他们代表中国，他们代表未来”
在艾培寓所客厅最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张发黄的毛泽东的相片。“这是我1944年在延安采访时，毛泽东亲手送给我的。”艾培让夫人取下相片，小心地捧在手上。“毛泽东在这张延安石印的相片签了自己的名。60多年来，这张相片一直跟随着我。”
回忆起自己的延安之行，艾培眼中闪动着别样的光彩。
在边区采访的每一天，都让艾培处于兴奋状态，他在给自己当时的妻子邱茉莉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边区不光是一个有关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的人民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他们代表未来。”
在延安采访的中共领导人中，让艾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毛泽东。
“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一次单独的、没有时间限制的采访，让艾培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是相当了解。”
艾培还采访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朱德总司令爱吃蔬菜，他自己开垦了一块地，种植西红柿。“我们外国记者团回重庆时，他把自己种的西红柿送了我们好几筐，不但使我们这些记者享受到了这些好吃的鲜果，还使我们产生了关于边区的新的认识。”
艾培对周恩来的采访是在周恩来居住的窑洞里进行的。窑洞极其简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个堆满了书报的书架。一个小小的发报机正在发送新华社新闻电讯。“就是在这里，我帮助修改了新华社英文电讯稿。”艾培自豪地说。
在延安几个月的采访中，艾培发出了大量报道，让世界更清楚地知道了延安，了解了中共领导人。在给《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通讯中，艾培写道——
“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每一个八路军的单位都有责任训练人民自卫技能并能在敌军入侵时掩护妇女儿童撤往山里或秘密地道。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佳选择。”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艾培经印度、英国，来到美国。1947年，他写成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在回忆录《见证中国》中，艾培这样表达自己的信念：“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他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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