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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美国到世界各国主流媒体、从杂志到电视再一次掀起了中国报道热。而且，这一轮的报道比以往镜头拉得更近、“火力”更为集中。
5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版出现了漂亮的中文隶书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这篇由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撰写的文章，梳理了一千年前全球最繁华的城市——开封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试图告诫美国人切不可骄傲自大。
从5月14日开始，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将镜头对准中国，对中国进行了题为“聚焦中国”的报道，历时一个星期。
同样是在5月，美国《新闻周刊》推出封面文章——《中国的世纪》。封面上，中国影星章子怡笑靥如花，身后的背景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万里长城和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用21个版面从商业、教育、电影、汽车文化、奥运等多个角度解读某个国家，这在该刊的国际报道中，十分罕见。
“日本高速发展时也没有这样受关注”
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也注意到了近来国外媒体铺天盖地的“中国热”。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轮媒体中国热应该是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当时,美国《财富》杂志、加拿大《环球邮报》、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等世界各大媒体,都派出了精兵强将到中国各地采访,并推出了以中国为主题的系列报道。
今年3月，英国BBC甚至把时事辩论节目的现场搬到了上海。
“这样的报道密度，尤其是《财富》杂志专门制作的中国特辑，在以前很少见。即便在日本高速发展的时候，也没有像这样被高度关注。”曹景行有些感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孟建教授跟踪世界媒体的中国报道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他告诉记者，这轮外国媒体的“中国报道热”有新的特点，比如说，报道频率上，有关中国的新闻几乎每天都有。
《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公凯印证了孟建的观察。他对记者说,仅他一个人每周就要写两三篇有关中国的报道,其他在中国的同事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工作量。
“从报道方式来看，西方主流媒体正在从零星报道向主动策划的全方位深度报道转变，有的媒体甚至派出较为庞大的队伍进入中国进行采访报道。”孟建说。
曹景行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和以前的零散报道不一样，如今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幅度大，基本上都是系列报道或者专题策划，而且还派出优秀的记者和摄影师来中国采访。
孟建教授还指出，除了数量空前之外，一些西方媒体正在从丑化中国走向相对客观公正的报道中国。
比如，加拿大《环球邮报》去年10月23日的文章称，“尽管有人对中国的外包和来自该国的竞争忧心忡忡，但中国的经济繁荣早已帮助日本走出了其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低迷时期，并使美国从其近期的经济衰退中复苏。”
曹景行进一步分析说，西方主流媒体基本上已经把中国的崛起当作事实和现状、而非未来的趋势进行报道。
软硬兼具的吸引力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士比较一致地认为,国外媒体报道中国的热潮不会散,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和记者有过一面之交的日本记者中川正男(化名)热情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在他看来，外国媒体集中报道中国是大势所趋，因为“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经济以及各方面逐年提高”。
他说,对日本来讲,中国已经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在日本关注的朝核问题上，中国作为六方会谈的主办国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不能和从前同日而语。”
潘公凯介绍说，在《华盛顿邮报》的国际新闻报道中，中国新闻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读者的反馈看，他们对中国问题也越来越感兴趣。“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比如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国20多年的经济成就使它已经成为国外投资者、公司，甚至是普通工人感兴趣的国家。”潘公凯说。
曹景行用了一句“一些主流媒体的国际版，如今似乎离开了中国问题就无话可谈”来解读目前的趋势。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当下有关中国的议题已经与各国利益息息相关。
“这不仅是中国的政治影响，主要是很多议题和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有关。比如中国某官员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某个意见，可能都变得非常重要。”
去年10月28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加息的消息正赶上欧美市场开盘。尽管此次中国加息幅度不大，但当日交易的国际原油、铜、铝、黄金及其他原材料价格均告下跌。当天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立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9年来首次加息震动全球市场》的文章。报道称，“中国中央银行决定9年来首次升息，令全球金融市场一阵狂乱。”
这些因素被孟建概括为“中国硬实力的吸引力”。“这说明了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已经达到了足以引起世界媒体重视和积极反应的程度。”孟建说。
除此之外，他认为，中国开始注重“软实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来讲，中国发展战略和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提出扩大软实力的影响，并在同时走向透明化，为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提供了便利。
据5月新出版的《外交部发言人揭秘》一书介绍，为了方便记者提问，外交部新闻司5年前就设立了发言人移动值班电话，每天24小时受理记者提问。
以发言人名义设立的移动值班电话,实际上是由新闻司的几位处长轮流值班。他们下班后或者休息日都要携带移动电话,随时准备接受记者提问。有一次,一位处长和妻子正在公园散步,因为突然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一下子来了100多个电话。接完电话后,这位处长连手都抬不起来了。
关切背后的担忧
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6月号)有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一篇是《如何同中国作战》，另一篇是《怎样应对中国的崛起》。《如何同中国作战》的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广泛报道第三世界。
“像卡普兰这样比较客观的记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如此悲观，说明了美国人对中国关切的背后，隐含着深深的担忧。”曹景行说。
潘公凯在解释美国公众对中国关注上升的原因时，同样特别提到，“美国人想知道中国到底会如何发展，是否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
加拿大《环球邮报》文章也指出,“这也许是悬在21世纪上半叶最大的、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个问号……该国的繁荣不是世界所目睹的最大机遇就是最大威胁;不是令人生畏的奇迹就是正在降临的灾难;不是多年来最好的消息就是最坏的消息。”
如此看来，外国媒体对中国关注增大可能会带来负面效应。“某些时候，媒体所作的一些评论会扩大中国的影响，从而带来的结果之一可能是，中国威胁论的再度响起。”曹景行说。
孟建也认为，虽然西方媒体客观反映中国报道增多，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议程设置方法和意识形态框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比如说纺织品，事实上，意大利的纺织品在法国市场上的销售额比中国纺织品多，但法国媒体却只是对中国“喋喋不休”。曹景行说，“原因很简单，中国不是欧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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