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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宋任穷同志（右一）看望陈云同志。
照片选自《宋任穷回忆录》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宋任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令人深深敬佩。1978年12月，任穷同志接替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我们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四年。当时，党和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任穷同志虽已70岁高龄，但从履行新职之日起，就把全部智慧和精力投入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去，在组织战线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证全党工作重点战略转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与任穷同志朝夕共事的岁月里，他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胸怀、胆识、才能和品德感人至深，我们所得到的言传身教终生难忘，和他结下的深厚同志情谊长存于心。
1979年是全党集中精力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第一年。深入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着全党全国思想大解放和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要求组织战线继续抓紧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功过颠倒过来。“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是党心民心所向所盼，是凝聚全党、全国的力量尽快消除“文革”灾难的后果，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关键所在。胡耀邦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一年中，在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旗帜鲜明地推动解放思想，冲破重重阻力，坚决拨乱反正，为落实干部政策打开了一个好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任穷同志接任后，立即把进一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作为组织战线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首要而紧迫的任务。当时，一方面历史遗留的各种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有些领导干部对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少数人对平反冤假错案不同程度存在怀疑、抵触情绪，使工作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任穷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精神，坚决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排除障碍，抓住关键，大刀阔斧，深入细致地推动工作。
平反冤假错案，首先要统一政策思想。任穷同志反复强调，落实干部政策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刚正不阿，坚持“有错必纠”，按照“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解决问题。在任穷同志主持下，中组部从具体分析案例入手，先后形成了几十个文件，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政策武器。在文件报经中央批准后，任穷同志抓紧部署，督促实施，进行具体指导。复查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涉及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案件时，情况十分复杂，遇到的阻力很大。任穷同志抓住这个重点，坚决予以突破。他不分日夜，深入了解情况，亲自听取受迫害干部的申诉，亲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复查结论，推动解决问题。在他的带领下，中组部各单位不分节假日地工作，办公楼经常深夜灯火通明。即使这样，由于案件太多，在未结案前，许多蒙冤的同志还处境艰难，他们的亲属、子女仍受株连。任穷同志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加快工作进度，并请示中央批准，把在干校的同志先全部接回北京，仍被关押的同志先解脱出来，对身体尚好、能够工作的同志先分配工作，然后再作复查结论。这样，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加强了领导，平反复查工作的进展大大加快。但是不久，出现了落实干部政策“差不多了”的思想和松劲情绪，有的地方、单位擅自撤掉了办事机构，有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对应该解决而又不难解决的问题顶着不解决，还认为落实政策“过了头”。针对这些情况，任穷同志坚定地指出，平反冤假错案要做到善始善终。他一再强调，要对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不能只看到面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80%、90%，只要还有一个错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这个同志来说，就是100%地没有解决。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人地扎扎实实地搞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此，由中组部专门发了《关于善始善终地搞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要求继续加强领导，坚持全党办案，坚持推动平反冤假错案。
在抓紧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的同时，对以往一些政治运动中的错案和复查其它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也加快工作步伐和力度。这些历史案件数量不少，而且事隔多年，加上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现在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任穷同志说，解决好这些问题，既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与平反“文革”中许多冤假错案有直接联系。这些问题不解决，人心就不齐，气也不顺，必然影响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他直接领导复查处理的历史老案就不少。在他的言行中，我们丝毫感觉不到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的前进步伐，相反给人的信息是一种所向披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在复查历史上的错案中，也出现了另一种苗头性问题，就是有些人持否定一切的态度，要求对建国以来的一切案件，不问青红皂白统统翻过来；把一些不该否定的问题也“一风吹”。针对这种思想倾向，任穷同志强调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掌握政策。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文革”以前的案件，包括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还有1963年开始“四清”运动，凡是搞错的案子，该复查的还是要复查。“重要案件完全搞错了的，把人家错开除了党籍，错开除了公职，把内部问题错当成敌人处理的，个别案件个别解决。”但并不一定把一切问题都来搞什么平反。会后，中组部下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的处理意见》，明确提出了处理历史老案的原则、方法和政策界限，及时统一了各方面的认识，端正了工作方向，推动了历史遗留问题的顺利解决。
任穷同志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依靠全党力量，坚决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决策，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任务。平反冤假错案后，对大量善后事宜，任穷同志也高度重视。他要求中组部新成立的老干部局，用很大的精力为老同志服务。一是遵照中央指示，为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已去世的老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二是协同有关部门为大批老干部办理了恢复党籍和原工资待遇，抓紧解决住房、用车、医疗、生活补助、配备服务人员等问题；三是看望、照料老干部的遗属和烈士遗孤，为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每年春节前看望老干部，逐渐形成了制度。
我们党果断结束“文革”后，主动纠正指导思想上长期形成的“左”的错误，在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基础上，通过坚决平反“文革”中和历史上的一切冤假错案，全面恢复了公道正派、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评价干部是非功过的好政策，恢复了组织部门这个党员、干部之家的好形象，不仅很快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而且大大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搞四个现代化的凝聚力，为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战略转移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按照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方针，培养、选拔合格接班人，调整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要求的干部队伍，是任穷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紧抓不放的又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当时，党的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在许多方面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这些不适应，突出的表现是：一些领导班子中还有人坚持错误，抵制党的正确路线，政治上不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年龄普遍偏高，人数普遍偏多，文化普遍偏低，懂得专业知识的人太少。这也反映了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文革”在干部问题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组织建设上妥善地同时解决好这些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反复强调，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是组织路线问题，是干部问题，特别是选拔接班人问题。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及时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必须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方针。这是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的一个大战略、大方针，也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组织任务。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广大党内外干部群众非常拥护。但是，也有些同志未能全面理解，使贯彻这个方针遇到了一些思想阻力。任穷同志利用各种场合，实事求是地、辩证地阐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相互关系，指出革命化是前提，从年轻干部中选拔人才是要全面按照“四化”要求选贤任能，不是只年轻就行；推进领导干部队伍年轻化是新老干部合作交替的过程，不是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从文化水平较高、掌握专业知识的同志中选人，不是不要工农干部，而是要同时培养提高现有干部的知识水平。他指示中组部主办的《组工通讯》，要有针对性地发表评论，介绍经验，促进思想认识的统一。1979年到1982年，《组工通讯》在这方面发表的具有指导性的短评达40多篇，其中不少是他出题目、出思想写成的。1980年5月，湖南锡矿山一位同志给中组部写信，表示“解决干部队伍年龄偏大、水平偏低的状况非常必要”，但对党政机关吸收新干部，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有些想不通。任穷同志见信后，亲自给这位同志回了信。信中充满关爱，语重心长，摆事实，讲道理，针对性、说服力都很强。这封信先在《组工通讯》刊登，后全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统一思想、推动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湖南等地的同志专门来电话说，大家认为，任穷同志的信，不是只写给这位同志的，也是写给全体干部的，充分阐述了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党中央的决策，符合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工农干部也普遍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处理下级干部的来信，用行动带头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很值得大家学习。
在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推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时，任穷同志始终着眼全局，立足当前，面向未来。他提出，通过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要在3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内，把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并努力使之成为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勤奋学习、善于管理、团结一致搞四个现代化的坚强有力的工作班子。他反复强调，关键在于必须解决好“退”和“进”的问题。“退”就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妥善地安排一批年老体弱的同志退居二、三线；“进”就是大胆地把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能打开局面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他先后7次召开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汇报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研讨问题，推动工作。在他主持下，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几点意见》、《关于抓紧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意见》。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遵照陈云同志的意见，从中央组织部开始，很快在整个组织系统建立了青年干部管理机构。与此同时，任穷同志强调，老中青干部紧密团结，是党的事业继往开来的重要保证。要充分注意发挥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使新老干部在合作中交替、交替中合作。1981年底至1982年初，按照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部署，任穷同志负责组织起草的省级机构改革中关于省级领导班子配备的指导原则和意见，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强调省级领导班子人员配备要精干；坚决执行德才兼备原则；掌握好干部任职年龄，省部级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常委中55岁以下的不少于1/3；减少交叉兼职；妥善安排年老体衰、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同志；整个工作要认真走群众路线。经过机构改革，省级领导班子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职数大幅度减少，平均年龄由62岁下降到55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20%提高到42%。其中新提拔的干部占新班子成员的44%，大多数是中青年干部，71%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在当时的情况下，改善领导班子结构能取得这样的成效是难能可贵的。许多老同志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尽管自己刚恢复工作不久，仍然主动让贤，积极举荐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显示出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任穷同志对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也同样十分重视。经过这次调整，一批优秀的年轻的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他们在党的关心和实践锻炼中不断进步，健康成长，为推进共同的伟大事业和各民族的团结，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从组织上推动领导班子结构调整的进程中，任穷同志毫不放松思想政治建设，大力促进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化。他强调对党员干部进行新时期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知识和党规党法的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教育，是一个战略问题。在他的领导下，这些教育，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紧密结合，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的补课。由于林彪、“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搞以帮代党，破坏党、瓦解党，给党造成严重的创伤，而且内伤重于外伤。因此，任穷同志把批判派性、增强党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要求在党内生活中要发扬民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要带头做自我批评，不要争功诿过；要克服当面不讲，背后乱讲和批评不得、一触即跳的坏作风；同志间要讲真话，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对错误的意见要积极引导，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无限上纲、乱扣帽子。针对当时党内的实际情况，任穷同志提出：现在既要民主，又要集中，在某些方面更要集中；既要自由，也要纪律，在某些方面更要纪律；既要个人心情舒畅，也要统一意志，在某些方面更要统一意志。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统一纪律。在他的领导下，中组部还报中央批准后下发《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全党教育工作和恢复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有能够胜任的领导班子，还必须有一支数量和质量都能适应形势任务要求的干部队伍。我们党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干部队伍人数不少，但真正懂经济、会管理的不多。我们不可能等到造就这样的干部队伍后再搞建设，只能在搞建设的同时提高干部队伍。任穷同志把有计划、大规模地培训干部，作为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和当务之急。他在四年中，先后5次主持全国性干部培训工作会议，布置和推动这项任务。任穷同志强调，开展干部培训“要舍得花本钱，舍得花心血。要大手大脚，不要小手小脚；要千方百计，广开门路；要改革学习内容，注重学习效果，着重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现代管理能力”。在此期间，经中央批准中组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1980年到1983年的4年时间里，全国共培训干部1130余万人。多渠道、多层次、多学科成龙配套的干部培训网络，也随之初步建立起来。
几十年来，我们党形成了一套适应不同时期形势任务要求的干部制度。但是，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干部制度中一些不适应甚至妨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部分也日益显露出来。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题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任穷同志立即指示中组部的同志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他强调我们党已经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解决人才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干部制度。
改革干部制度也是革命。我们党自己建立并实行了多年的干部制度，由于形势、任务变了，现在要自己改革不合时宜的制度和办法，必须勇于和善于否定自己，闯出一条靠制度建设干部队伍的好路子。任穷同志说，我们的组织工作，特别是干部工作中，有不少制度是不合理的。比如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权力过分集中等等，弊端很多，危害很大。如果看不到形势发展的需要，不积极地坚决地对干部制度进行改革，必将影响大局；反过来，把这种改革看得太简单，草率行事，也将事与愿违。一切有关干部制度的改革，都必须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他指示中组部研究室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干部制度改革方案，使全国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的“四化”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基本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正常化，并通过建立一套科学的制度保持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合理结构。在任穷同志主持下，中组部形成的干部制度改革方案，报中央批准后，于1983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部署，干部制度改革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
干部制度改革是一项全面系统的改革，也是一件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任穷同志主张分清轻重缓急，抓住关键，坚决而有秩序地向前推进。根据中央的精神，选择了从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入手，逐步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干部制度的改革路子。“文革”十年耽误了党的事业，也耽误了干部，正常的退休制度也被破坏。到1976年，全国已到退休年龄而没有退休的干部达到60多万人，省、地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有20—30人，而急需选拔使用的优秀年轻干部却没有位置。任穷同志指出，妥善安排新老干部有秩序有步骤地实行适当的交替，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而且已到退休年龄的老同志，应该也完全能走在改革的前头。1980年10月，中组部代国务院起草的《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向全党全国颁布。1982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中组部又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随后，任穷同志和王震同志联名上书中央，请求退出一线领导岗位，这又一次体现了他一切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坚持言行一致的崇高品德。
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弊端，改变“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状况，是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任穷同志明确提出，解决问题的要害是对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考核。他说，这是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有利于各尽其能，尽职尽责；有利于鼓励先进，激励后进；有利于知人善任，发掘人才；有利于提高干部素质，做到又红又专。他要求，面对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暂时困难，既要勇于改革，大胆试验，又要慎重行事，过细工作。在试行干部考核中，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职务干部的特点，从德、能、勤、绩等方面提出考核标准。他在一次组织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把考核的结果，作为干部职务升降的主要依据，要在搞好试点和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把干部考核制度建立起来。
对干部制度改革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任穷同志十分关注，热情支持。他早就力主发扬党内民主，推行差额选举。1979年3月，中央批准在全党征询意见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稿中，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的地方的试验，写入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充分发扬民主，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实行差额选举。任穷同志十分赞赏，指示中组部研究室、组织局重视这方面的经验，加强宣传引导。他说，差额选举可以更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保障党员行使党章规定的选举权；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建立适应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坚强的领导班子；有利于加强群众对领导的监督，增强领导干部的群众观念。《组工通讯》很快即以《差额选举好》为题发表评论，推动各地各部门大胆实践。公开选拔干部，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目前已经成为我国选拔领导干部的重要方式之一。20多年前，这项创新一出现，就受到任穷同志的重视和支持。1980年10月，重庆市公用局根据市出租汽车公司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在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的支持和帮助下，公开登报在市内全民所有制职工中招聘经理、副经理和技术业务骨干，经过严格的业务考核和政治审查，从报考的216名人员中录用了11人。1981年7月4日，市公用局请示市建委对符合干部条件的应聘人员办理干部任命手续时，市建委对公开招聘持否定态度，使这一改革面临夭折的危险。任穷同志知道后指出，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干部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这需要我们按照党提出的原则，解放思想，勇于冲破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认真研究干部工作遇到的新情况，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正确对待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使改革不断完善。在他的推动下，四川省委责成省委组织部会同重庆市委组织部、重庆市人事局进行调查，肯定了公开招聘是改革用人制度的一种尝试，使招聘上来的同志顺利上了岗。
胡耀邦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就对知识分子工作极为重视，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任穷同志接任后，继续把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放在同落实干部政策、管理好党政干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对党内包括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思想影响，还远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和纠正，贯彻执行中央的正确政策遇到不少阻力。针对这种情况，任穷同志指出，我国的阶级状况早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中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他说：“党内外都还有为数不多的同志，他们憎恶林彪、‘四人帮’把广大知识分子当成专政对象，把我们自己培养的、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的人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当我们今天提出要注意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的时候，他们又把自己人当成了敌人。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是应当改变的。”这些深入浅出、有的放矢的说服教育工作，对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扫除思想障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党的组织部门既是党员、干部之家，也应当是知识分子之家。为做好这方面工作，专门成立了由中组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中组部一位副部长为小组召集人。任穷同志十分关心和支持联系小组的工作。在联系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他要求大家：一是对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要有新的认识。当前最重要的是认真清理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二是加强知识分子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仅要善始善终地解决好平反冤假错案的遗留问题，而且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生活上关心他们。三是党委要加强领导，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把知识分子工作列入职责范围，有专人管理，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向各种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亲自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此后，联系小组成员单位经常相互介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提出和研究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重要情况及时向任穷同志以至中央报告。在任穷同志的主持下，中组部于1981年10月到1982年初，专门组织对中央、国家机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对相当于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政治上落实政策和解决必要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问题做得怎么样。结果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是有成绩的，但还存在着重“长”轻“家”的习惯势力，不少应该解决的问题还未解决。随后，任穷同志亲自召集联系小组的同志进行研究，决定统筹解决一些老大难问题，比如住房、用车、两地分居等。同时继续组织力量，检查对中年业务骨干落实政策的情况，力争在短期内做出成绩。经过努力，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和有关工作、生活、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大都予以解决，一些知识分子长期受压抑的状况得到了改变。
宋任穷同志要求中组部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以深厚的感情同知识分子交朋友。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1981年9月，一位外国专家给他和习仲勋同志写信，要求修改审查结论。任穷同志十分关心，举一反三，亲自推动，不仅对这位外国专家，而且对爱泼斯坦夫妇以及在新华社工作的英国籍专家夏皮诺、在外语学院工作的英国籍专家柯鲁克等人的原有结论，进行认真复议，使问题很快得到了妥善的实事求是的解决。之后，他指示中组部有关局同有关部门一起，对外国专家朋友落实政策问题进行全面检查和清理，发现问题尽快解决，消除不良影响。对在“文革”中遭到伤害的专家，既要做到在政治上彻底平反，又要在生活上充分照顾，工作上热情支持。任穷同志看到一份反映文化部在知识分子工作方面的问题的材料，他立即批示要“一个一个问题地解决”。四川省一位在学术上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应邀参加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但受到阻挠，撰写的学术论文也不能发表。任穷同志知道后很气愤，他要求四川省委“彻底查明”，对有关单位的错误提出严肃批评。
在几十年风风雨雨的革命生涯中，任穷同志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矢志不渝，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和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些都使我们深怀敬仰之心和爱戴之情。
宋任穷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以前，我们同他接触很少。1978年12月27日，听了他在就任中组部部长第一天会议上的讲话，就令我们感到他不仅是一位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虚怀若谷的好长者、好领导、好老师。他说，我今年70岁了，三国时期有个老黄忠，我恐怕连黄忠还不如。我这个人能力不那么强，魄力不那么大，四平八稳，有时有点优柔寡断。但是有个办法可以补救我的不足，那就是加强集体领导。他这些话语，乍听起来似乎平凡，但却令人起敬。在那4年里，中组部领导班子在任穷同志的带领下，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开民主生活会时，同志们都能畅所欲言，交流思想，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工作中，大家和衷共济，互相支持，非常默契。我们都尊重他，但他从来不个人专断。研究问题时，他总是鼓励每个同志充分发表意见，他也总是认真听取，并且择善而从。我们同他相处几年，心情舒畅，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压抑感，敢于讲真话，心里话。
在任穷同志身上，我们还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共产党人那种襟怀坦荡、维护团结、顾全大局的崇高品德和风格。他功大不居功，权重不弄权，遇事不诿过，律人先律己。特别是在人事和干部任免方面，他坚持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决反对拉山头、搞宗派。他严格要求干部，同时十分爱护干部。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格要求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所有这些，都赢得了中组部广大干部的尊敬。
任穷同志坚持党的原则，时刻注意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他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对中央大事多请示，小事不干扰。在中组部领导工作中，他习惯于与同志商量行事，十分体谅下级。他已年逾70，仍然常常一天三班，做到批件不过夜，真正是为党为人民呕心沥血，不知疲倦。
“登天赏广宇，浩荡正气歌。良师悠然去，相思何其多。”任穷同志说过，他任中组部部长的4年，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很值得回顾的岁月”。任穷同志离开我们了，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经验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巨大贡献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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