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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乃家”、“杨家宅”、“大一沙龙”……对于这些字眼，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教授再熟悉不过了，现在它们被正式写入《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一书中。昨天，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正式出炉，该书第一次详细公布了本市149处慰安所旧址，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记者在该书扉页中读到，“谨以此书献给曾遭受日本法西斯凌辱的受害者”———这是该书的作者苏智良要说的第一句话。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一本长达287页的纪实档案，苏教授花费了整整13年的时间四处考证，所有的这一切费用都是他“自掏腰包”。
“该书整整写了13年，这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昨天，该书的出版编辑王秦伟告诉记者，苏智良教授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花在历史考证上，因为这才是“最响亮的证据”。王秦伟告诉记者，上海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日军在东南亚地区建立慰安妇体制最完整的代表，但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国内还未有一本书籍详细介绍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实行慰安妇制度的纪实情况，该书首开先河。
对此，苏教授解释，在调查过程中还找到不少见证人，例如当年的日军第13军司令部传令兵近藤，曾经去过杨家宅慰安所，并提供了不少确凿有力的证词。但当时苏教授与近藤约定，在他生前，不公开他的证言。但现在近藤已离开人世了，苏教授认为自己有责任将他的证词公布出来。
据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苏教授专门研究慰安妇问题，并四处搜集资料，采访了当年的日本老兵、知情人近百人，实地考证出多达149处的慰安所旧址，其中有不少慰安所是战时日本人自己记录的，国内已经没有资料记载。该书的出版，为当年侵华日军的行径提供了最翔实的史料。
本报讯(记者吴晓青)《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披露了相当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其中虹口区的美楣里整条弄堂都是慰安所以及浦东钱仓路两个慰安所等都属首次披露。
美楣里慰安所首批有址可寻的慰安所
《实录》中公布的149处慰安所，虹口区就有多达76处，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四川北路沿线，其中位于横浜桥北、北四川路东侧的美楣里，曾经是日军慰安所最为集中的地方。
“历经半个多世纪，寻找当年的史料是相当艰难的一件事情。其中，有绝大多数都是我从日本提供的一些资料中找到线索。”昨天，苏智良教授坦言，杨家宅是他发现的第一处慰安所，当时他正在日本出差，偶然在书店里看见一本书《从上海到上海》，里面介绍了当时杨家宅的具体情况，他不禁为之一惊。
回国以后，苏智良在市档案馆查阅到《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并发现其中不少相关人还健在，其中索引专列“海军慰安所”一项，绝大部分慰安所就集中在美楣里，这也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有址可寻的日军慰安所。
依照此线索，苏教授找到了家住美楣里38号三楼的沈雪棣，她是日本人走后第一批搬到这里的住户之一，她回忆说，刚搬进来时，地板上铺有榻榻米，房间内的门大都是移门，现在除了房间小、有半层楼之外，基本看不出当时房屋的格局了。
38号里唯一保留至今的就只有底楼的那扇彩色玻璃大门和门外的铁门。现在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35—37号所在的房屋。据知情人回忆，38号所在的这幢房屋最初共用一个正门(就是那个彩色玻璃大门)，这就是美楣里所有东洋堂子的总帐房间。
旗昌栈慰安所清一色为中国慰安妇
根据资料记载，浦东钱仓路原有两个日军慰安所，一个是军官慰安所，另一个是士兵慰安所，这也就是现在的钱仓路350号。该房的原主人陈炳荣曾亲眼见证了日军的暴行，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见证人。
据陈炳荣回忆，他的父亲是一个买办，当时攒了不少钞票，积累了相当资本后在故乡浦东建造了一个大宅院子，该住所原是一个颇有规模的大宅院子，中间是2层大建筑，一共有38个房间，四周都是平房。这在当时是浦东的最佳建筑，几乎无人不晓，还分租给一些房客居住。
1943年，日军突然来到，并赶走了所有房客，陈家也被赶到主楼南面的平房里，日军在这里开设了两家慰安所：中心主楼被日本人开设为军官慰安所，四周的平房是士兵慰安所。管理的是两个日本侨民，而慰安妇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当时大约有30—40人，并各有编码，其中无法再“使用”的慰安妇也有编码，但不久就会消失，然后又有一批新面孔出现。
据了解，当时慰安所门口没有明显标志，但管理相当严格，两个日本人的办公室就面对大门，对过往之人一目了然，外人根本无法混入，平时这些慰安妇绝对不能踏出大门一步。据介绍，这些慰安妇的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被日本人诱骗，二是由人介绍入内无法脱身。
此后，苏教授几经周折，还找到陈家当年的管家黄文忠，2001年时他已经81岁高龄了。日本人来了以后，逼着他到慰安所做杂务，但不给工钱。“里面的姑娘没有人愿意干那种事情，但女孩子没法反抗，有的姑娘还受了伤。”黄老先生回忆说，旗昌栈还只是分所，其总部设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堍。黄老先生原本要亲自前往指正，但由于身体原因，一拖再拖，不久他病逝了，关于那慰安所总部也就成了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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