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由中、日、韩三国学者首次联手编纂、面向三国青年学生的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国防大学教授何理发言
日方代表展示本书在日本发行的样式
韩方代表尹辉铎 2005年6月9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社科院第一报告厅举行“《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首发式”。中宣部、中共中央外宣办、团中央、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解放军总政治部以及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出席并发言，《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编委会的负责人将做主题报告。以下是首发式实录：
[中国网]:
今天的首发式由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主持。
[谢寿光]: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首发式现在开始。
[谢寿光]:
在会议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会议的领导、专家和新闻媒体的主要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秉孟教授，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司长吴尚之同志，中央外宣办谢良红局长，中宣部出版局郭义强局长，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王延中，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李薇，韩国大使馆金汉生，日本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及川淳子，韩国研究所李泰永，北京师范大学诸汉国，国防大学何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汤重南，社科院近历史现代所荣维木，社科院近现代所李仲明。
[谢寿光]:
今天新闻媒体对这次发布会高度关注和重视，通过网站进行现场直播。在此之前，国内外的媒体对东亚三国近现代史的编纂给予高度的关注，这是中、日、韩三国40多位学者历时3多年的时间，在不断沟通交流的基础上编纂的，中间当然也有激烈的争议，但编纂的过程也是三国以学术界代表名义进行沟通的过程。这本教科书的出版，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正式出版之前，像《南方周末》、《新京报》、《北京晨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做过了大量的报道。比较遗憾的是业内媒体对这件事的关注不是太高。
[谢寿光]:
这本书在韩文版和日文版已经在上个月月末正式出版了，有关出版的情况，中方的主编到时候会给大家做一个概要的介绍。日本出版社高温言和韩方出版社的代表都来出席今天的会议，我们对他们的到来也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次中文版的出版表明三国学者共同合作的成果，也是三个文本同时在中国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发布，我想作为出版者本身也是非常高兴的。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秉孟教授讲话。
[何秉孟]: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由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关学者参加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正式发行，我代表社科院对这本书的发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作为一本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编纂，主要面向三国青少年的历史读物，《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出版发行有着重要的意义。该书对日本右翼教科书进行了击破，同时又以浅易的语言向中、日、韩广大读者介绍正确的历史知识，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确立正确的历史观。而且三国学者进行合作的模式，也是解决日本与周边国家在历史理解问题上存在巨大反差的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何秉孟]:
中、日、韩三国地域相邻，历史关系密切。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入列强道路，对中、韩两国进行了侵略，使两个国家进入了黑暗时期。60年前，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战胜了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本来是日本当局进行深刻反省，彻底告别军国主义的极好机遇。但是战后60年来，日本统治集团并没有抓好这一机遇，没有利用正确的历史观反映历史，也没有利用正确的历史观加强对青年学子的教育，导致日本某些集团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总是与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人民格格不入。由三国有正义感的学者共同编纂的三国近现代发展历史，在中、日、韩三国均已出版，不仅加强了三国的交流，而且对加强三国的历史教育，推动三国的共同历史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何秉孟]:
东亚三国历史以中青年学者为对象，以浅显的语言概括了三国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以及日本侵略中、韩的事实。三国学者在编写过程中，相互切磋，求同存异，最终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也说明只要我们有着为三国人民负责的共同认识，有着促进东亚未来和平发展的共同心愿，在历史问题上是能够达成一致的。我相信也殷切希望参与共同编纂《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极富正义感的学者的心血不会白费。谢谢大家！
[谢寿光]:
感谢何秉孟秘书长的讲话，下面有请《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方编纂主要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步平研究员就这本书的编纂以及合作的情况、出版情况做一个主题报告，大家欢迎。
[步平]: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学者和媒体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会议，我想应该是对这本书感兴趣。我今天代表中方的编者，其实在某种程度也代表了日本和韩国方面共同的编者，向大家介绍一下该书编写过程中的情况，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可能有的同志会问到，你这本书是否要针对扶桑社出版的右翼教课书？这是第一个目的。大家都知道，2001年，日本扶桑社出版了英语的教科书，当时各国对这本教科书展开了很多批判。在2002年3月，中国、日本、韩国的学者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的论坛，以后这个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在第一次论坛上，有的学者就提出来，我们批判日本右翼教科书，应该写一本面向青少年的教材，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历史。这种提议得到了两国的响应。这样的话，从2002年3月开始就进行了编纂这本书的工作，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了。
[步平]:
有人会问了，批判日本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为什么非要三国的学者共同来做呢？这是我们想说的第二个目的。大家都知道三国在历史认识上确实有很大的分歧，历史认识确实是曾经在一个时期阻碍三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
其实在一个国家里面，关于历史认识的差异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同国家之间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最重要的方法仍然是沟通和理解，而前提是对历史事实的沟通。各国的历史书都是以本国为中心的，由三国学者共同来编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促成一种历史事实，促进学者的编写。
谈到历史事实相互了解的问题，我们遇到一些人的疑问，认为是不是相互了解的意义没有那么重要？特别是日本右翼不承认有历史的共同认识。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进入21世纪的国际社会是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社会，对国际争端，我们主要的手段是通过对话解决，对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解决的途径也应该是这样。因为国际社会面临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越来越深地进入国际社会，所以不仅要求我们政府，也要求各国国民不仅要了解自己也还要了解世界，需要广阔的胸怀。这样就要求对历史有一个更宽的认识，所以相互了解对促进了解各国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步平]:
也有一个问题，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但和日本右翼之间是否能达成认识，这有一个误解。谈到这个问题，需要对日本教育和日本教科书的制度简单做一点说明。
大家也知道了，目前日本社会上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不是只有扶桑社一本历史教课书，是八种历史教科书，而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是其中一本，发行量只有0.039%的占有率，其他的教科书和扶桑的教科书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毕竟不同的国家的教科书之间的距离还是很大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历史认识主要来自于历史教科书，当然也包括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日本战后出生的占了70%，多数人希望和平，反对战争，他们也批评了当年侵略亚洲的战争。但是这些人大部分是站在自己日本人是受害者的立场上认识战争的。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这种认识比较浮浅，多数人谈到战争就会想到广岛核爆炸，但没有想到对中国和朝鲜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他们更多的是需要加强对话和了解。但对于右翼教科书，对于右翼来说，不是沟通的问题。他们坚持那种观点，是不可能去沟通的。所以我们的沟通是面向广大的民众，包括三国的民众。
[步平]:
也有的同志问到，在编纂过程中，和日本与韩国的学者是否会有分歧呢？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的分歧很多，而且很激烈。开会的时候--往往早晨开会，一般是饭盒摆在桌上，一起争论，甚至到凌晨。这么多争论不代表在侵略的问题上有差异，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差异。毕竟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文化背景，我们的差异也是很多的。编写的过程就是我们之间进行沟通和理解的过程。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讲，编写这本书的过程和书的结果是同等重要的事，甚至还更重要。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沟通的模式。
有很多记者朋友希望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谈到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对侵略问题上没有差异，在历史观上没有差异。但在表现方法上、表现形式上会有很多差异。大家看到手中的书和我们以前看到的书的面貌可能有点不一样，比如照片使用的数量上、写作方式上、印刷的方式上有很多不同，这是我们三国经过多方面考虑以后形成的结果。三种文版里面，内容是一样的，文字的内容包括照片的使用，个别的地方有差异。因为中文表达起来比较简洁，中文印出来以后，同样的内容占的篇幅比较少。大家看到日本的开本比较小，所以照片相对比较少一点，但不影响根本的问题。
[步平]:
在有些重要的问题上，比如在南京大屠杀和一些重大问题上，大家比较关心我们是怎样表达的，和日本有什么差别。在这点上我要说明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关心的是这本书对南京大屠杀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还是在人数上。我首先声明，在屠杀上没有任何分歧，我们认为在南京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但是关于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日本是有很多争议的，在日本分为屠杀派、虚构派和少数派。屠杀派认为日本在南京进行过屠杀，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最权威的学者，因为前两位学者已经去世了，现在第三位就是参加了这本书的编撰，他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是20万。这个数字已经遭到日本右翼非常猛烈的攻击。在这本书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们用了在南京审判的时候屠杀的数字，两个数字加起来是34万；同时也引用了在东京审判的时候的一个结论，是屠杀20万以上，这两个数字都写上去了。如果说数字的问题，是需要经过学者充分研究的一个问题，那么承认不承认屠杀，就是一个态度问题，态度问题是没有任何分歧的。所有数字问题，作为学者实质性的研究，我们认为需要给学者一个机会，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进行研究。因为历史现象是很复杂的，需要从多角度、多纬度来进行研究。
[步平]:
南京大屠杀30万这个数字，是一个符号，表明了日本战争的残酷性，这个数字是毫无疑问的。用这个数字来判断是否侵略，这过于简单，不能局限于一个确切的数字。如果这个数字不能表明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哪？就是历史观。
历史观是最重要的问题，正如我们批判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一样，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不是只表现在若干个问题上的错误，有些媒体介绍说，它出现了七处、八处、十处错误。我想这都不是准确的判断，准确的判断是这本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是错误的，因为从根上叙述日本是神国的历史，站在神国的历史上把他们的行为描写成正常的，是优秀的，这是根本的。历史观错误的话，什么都是错误的，在这方面修改具体问题是不影响历史观和世界观的。
同样，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历史观上的区别，希望大家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下来，就知道这本书是什么历史观，是针对什么历史观来进行斗争的。
[步平]:
也有的媒体问，我们的这本书和教科书有什么区别？这本书不是教科书，是历史读本，希望给学生提供更宽的视野，希望了解我们历史的同时也了解和我们相邻的国家——日本、韩国的历史。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状态下走过了近代这段历程的，我们将视野拓宽一点来了解我们共同走过的这段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应该说它不是教科书，和教科书的差别就是我们的视野会稍微宽一些。
其他的特点大家可能也关心，大家看了这本书就知道了，这本书比较多的特点就是表现形式上，我们涉及的面比较宽，时间跨度比较长，薄薄的一本书，面向学生，量又不能很大，在十几万字的范围内叙述那么长时间，语言用得相当简练，用最典型的事实向大家表现，所以用了大量的照片和资料，这样信息量就会更多一些。同时这本书有章、节和幕，每一幕都是两页，每一节里面为了表现充分，后面附了里面的栏目，没有讲完的话或者需要讲的话、综合性的问题放在栏目里进行说明。
[步平]:
这本书的编写，大家都知道从开始到现在大体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编写过程相当的艰苦，我们一共开了十一次国际会议，三国学者坐在一起将近有40人，每次开会都要用三种文字翻译过来，一共是六篇稿子，大家可以想象，工作量非常的大。
另外，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社会科学院和外界的支持，对于参与我们这本书的各界朋友和出版社，以及关注我们这本书的各个方面，我借此机会向大家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步平]:
另外，我想简单说一下，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本来定于三国在5月26日同时召开发布会，但由于技术的问题，韩国是5月26日召开，日本是5月27日召开，我们是今天，稍微晚了几天，但没有本质问题。韩国召开发布会之后，效果很快就反映出来了。我们同时开印是2万册，韩国反映非常的火，征订非常的踊跃，二万册全部销售出去了，又在赶印。韩国学者带来了读者的来信，我念一下，是一位住在东京的女学生写的信，“我等这本书很久了，反对日本右翼教科书就应该出这样的书，说日本右翼这些人不可能有共同的认识，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这本书比我预想得要多得多、好得多，我认为完全可以把这本书作为教科书。我读了这本书以后应该重新开始审视我们的日本，谢谢出版这本书”。还有一位是1928年出生的女性，说“我看到印刷非常精美的书超出了我的想象，你们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今后这本书能够让三国的人都能读得到的话，我一想到这件事就热泪盈眶。因为我是28年出生的，当时我的学校就被军队占用为缝纫工厂了，所以连学习都学习不上，现在我能认真看这本书学习当年的历史”。
总之，反响还是很踊跃的。在中国发布比较晚，听说也是非常踊跃的，印了二万册，到现在已经不够用了，我希望通过媒体的介绍，能够把这本书针对右翼历史教科书的一种抵制和面向未来、打开国际关系的一种能力，能够更准确、客观地向大家做一个介绍，也希望大家读到这本书，也希望听到批评和建议，谢谢大家！
[谢寿光]:
感谢步所长的报告，把这本书的整个编撰过程和特点，以及在韩国出版以后的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报。有关这本书的编纂以及内容及所关心的问题，后面留了时间由记者提问，一会儿步所长和有关的中方编纂者在会上可以解答大家的疑问。 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司长在百忙之中亲临该会，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吴尚之司长讲话。
[吴尚之]: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今天在这里正式举行首发式，这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代表新闻出版总署图书管理司，对出版该本书的三国学者和朋友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本书的出版凝聚了中、日、韩三国学术界、教育界的学者，反映了三国学者专家历史研究的形成，体现了相互理解、真诚合作的精神。该书从2003年编篡以来，历时三年，各位专家反复编纂，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我在此向编纂者表示钦佩。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的出版，对于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有着重要的意义。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把什么样的历史告诉青少年，这本书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真实地描述历史，这样才能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本书除了能帮助中、日、韩三国的青少年获得正确的历史知识以外，还有助于我们的下一代加强相互理解，共同探索未来的发展和繁荣；有利于促进东亚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本书不仅是三国学者共同编纂历史的有益尝试，也是出版社用三种语言共同合作出版的一种有益尝试。出版社对各位学者提供了非常有意义性的材料，希望社科院出版社继续加强与海外出版社的交流，为东亚各国的发展与繁荣，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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