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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珍藏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迹，它们沉隐在当年国共合作与交往的历史所形成的大量文献中。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室，珍藏有傅斯年先生家属捐赠的五大箱、总计五千三百余件文物资料，其命名为“傅斯年档案”。记者从该馆“傅斯年先生遗物清点清册”上查到，“Ⅳ447”号档为“周恩来致傅先生函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明(含信封)”。编号“I—38”的这件档案是“毛泽东送傅先生字及信封”。
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是“五四”当天游行的指挥。他与毛泽东是二十多年前的北大旧识，他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列举全国六大“最有价值”刊物中，就有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
为促进国共合作，傅斯年一行六人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飞抵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与傅单独畅谈一个晚上。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泽东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傅向毛索要墨宝，毛遵嘱慨允。
此档共三页，均为毛泽东手书。第一页写：“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缄”。第二页写：“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第三页是毛泽东所附的亲笔信：“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象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毛泽东上七月五日”。
此档已精心装裱，去年底在一个“窥探金匮石室”的特展上曾展出三个月。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史馆的“上海环龙路档案”中，有一封“毛泽东致平教委员会诸同志函”。记者看到，信纸的最上方印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字样，纸上用毛笔写道：“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肯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日常务委员会议请刘伯伦同志代理出席。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
史料库管理员对记者说：“毛泽东早期的字迹，比较容易辨认。”
在国民党党史馆的史料库里，还珍藏有周恩来的手迹。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应记者请求取出一份周恩来一九二四年的手迹。这份标号为“环5038”的档案，名称是《巴黎通讯处筹备员周恩来致总务部长函》。信函首页写道：“总务部部长素民同志先生：寄上一函，略报巴黎通讯处近况，想达！现时巴黎通讯处所属党员人数日渐增加，迄至昨日止已有三十六人，里昂方面亦有起色。”
信函写有“中国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第一次大会纪要”。周恩来以清秀的笔迹写道：“本通讯处是本党旅欧支部之直接指挥，办理本通讯处一切党务。”“本通讯处设处长一人，书记、财务、交际、宣传各一人含组务事会，由本通讯处全体党员选出，呈交总部任命。本通讯处每月须向旅欧支部执行部报告其进行状况一次。”“巴黎党员每月须开常会一次，其性质公开与否由干事会定。每逢民国革命纪念日，必须开公开讲演会。”
信函最后写道：“通讯处大会情形约为上述，正式职员且已选出，此后为由干事会负责向支部报告其进行状况，再由支部转达总部。至此，恩来所负我总理中山先生(？)(注；此处一字模糊)总部之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谨以报告望予鉴察！专此，三民主义的敬礼！巴黎通讯处筹备员周恩来一九二四、一、十八，于巴黎”。这份用钢笔书写在厚纸上、字迹为浅蓝色的函件，共五页，已被精心装裱成折册。
另一份标号“环7636”的上海环龙路档案，可以帮助了解周恩来信函的内容。这份“旅欧中国国民党支部第一次大会报告”中记载，大会第三项内容，就是周恩来以巴黎通讯处筹备员的身份，报告通讯处的来源、成立、草案、计划。大会主持人王京岐在报告中称赞：“至宣传的成绩，以比大(注：比利时劳工大学)方棣棠、巴黎周恩来及邮船机关长孙永宝、孙金友为最优异”。报告纪录：选举周恩来为旅欧中国国民党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
在台北，如果你有心、用心，并履行一定的手续，是可以一睹毛泽东、周恩来手迹真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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