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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年国代”到“任务型国代”
6月7日下午，台北阳明山中山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任务型“国民代表大会”在一片喧闹扰攘中结束，5项“修宪案”通过：即“立法委员”席次由225席减为113席；“立委”任期由3年改为4年；“立委”选举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废除“国民大会”，改由公民复决“宪法”修正案；对“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改由“大法官会议”审理。此5项内容中，公推“立委”选制改革和“公民复决修宪”对台湾未来政局的影响最大，但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任务型“国大”自己把自己废掉这一政坛奇观。
从“万年国代”到“任务型国代”，“苟延残喘”57年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度”，从2005年6月7日起，成为历史名词。“国代”的兴衰存亡，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两岸风云变幻和台湾岛内政局变迁的缩影。
“国民代表大会”原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最高民意机构，其权限地位在“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之上，担负“制宪”、“修宪”、选举及罢免“总统”等重要职能。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于1948年3月召开，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无法进行“全国性”的民意代表选举。眼看着在大陆选出的“国代”、“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总统”都将任期届满，为了维护统治的所谓正当性，国民党当局绞尽脑汁，从“宪法”条文中抠字眼自圆其说。“宪法”有关条文规定，“国民代表大会每6年改选一次，每届国民大会代表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1953年，台湾司法部门宣布，在第二届“国代”未选出之前，第一届“国代”任期无所谓届满，可以无限制地连任下去，这就是世人所讥的“万年国代”。“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也如法炮制。由于长期不改选失去“民意”监督，加之年老体迈等原因，这些“民意机构”基本上仅充当当局的“表决机器”和“民主摆设”，引来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1991年，李登辉推行所谓“宪政改革”，终结了这届空前长寿的“民意机构”，选出了新的“国大”，此后，“国大”的地位每况愈下。
2000年4月，第三届“国大”通过“国大虚级化修宪案”，把“国大”变成了有事时才选举产生的非常设机构———“任务型国大”，只行使复决“立法院”提出的“修宪案”等职权。今年5月选出的“任务型国大”的任务，是复决2004年“立法院”提出的“修宪案”，“修宪案”的内容之一，就是废除“任务型国大”，也就是自己把自己干掉。2005年6月7日，“国大”走到了终点，许多“末代国代”都带了相机上中山楼，拍照留念。
虽然有点荒谬，但“国代们”对废除“国民大会”并不反对，因为它的存在实在没有必要，劳民伤财而已。
这次“修宪案”中争议最大的部分，是“单一选区两票制、公民投票复决修宪”，对岛内政治生态、政局演变以及两岸关系将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下届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将采行单一选区两票制，简言之，就是一票选区域“立委”，一票投政党。在新选制下，每个选区只能产生1名“立委”，候选人必须获得该选区绝大多数选票方能当选，因而对实力薄弱的中小型政党、无党籍人士不利；不分区“立委”的选举办法也将大大压缩中小政党的生存空间，因而遭到亲民党、“台联党”等中小政党的激烈反对，但终因势单力薄，难以成事。国民党、民进党等大党则从中受益，未来台湾岛内两党政治格局将逐步成型。
“公民投票复决修宪”则被认为为“台独”势力谋求“公投制宪”奠定了基础，增加了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与危险性。碍于选举的压力，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反对“公投复决修宪”，但为了避免民进党趁机推行“法理台独”，国民党采取了筑高门槛的预防性措施。未来的任何“修宪”或者“公民投票”复决，需要通过双重门槛。一是要“立法院”3/4同意，才能交付公民复决，二是无论投票率高低，须超过1/2有投票权的公民同意才能通过。台湾目前合格选民约1600多万，必须要得到800多万的同意票，复决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但有专家指出，由于民进党一直把“公民复决修宪”这一条渲染成“公投入宪”，给深绿民众一种错觉，认为这就是跨向订定“台湾独立国宪法”的第一步。况且，“公投”用于“修宪”，而且频繁举行，会给民进党推动“公投制宪”奠定一定基础。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国大”刚散场，陈水扁迫不及待地表示，第一阶段“宪改”完成是一个全新开始，将加速筹组“宪改委员会”，正式启动第二阶段“宪改”，以由下而上的方式，提出第二阶段“宪改”方案，最后交由“公民复决”。期盼在卸任前，能为台湾催生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民进党的这一态度立即在岛内招致强烈反对。亲民党政策中心主任张显耀称，这次“修宪”
是“黑箱作业”，下一阶段“修宪”没有必要，而且“总统”也没有权力组建“宪政改造委员会”。国民党也称，现阶段应该“休养生息”，希望民进党回归民生、经济等施政基本面。
此外，“立委”席次减半等选制改革，将使台湾政治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岛内政治观察家感叹：在未来更加狭小的政治过道上，有什么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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