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有效遏制公车私用、滥用等现象，成都市拟从6月20日起将公务用车全部贴标以“方便市民监督”。但由于此事引发较大争议，改革方案尚未试行就传出消息：市政府将对此予以重新审视
反复折腾但始终未见成效圆满的公车改革，近日又从成都市爆出新闻。
今年5月中旬，成都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向社会宣布，为有效遏制公车私用和滥用等现象，方便市民监督，成都市所有公务用车将从6月20日起全部贴标上路行驶。尽管有人称此举在全国开了先河，但该举措在当地却引发较大争议：赞成者认为，成都敢拿代表自己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形象标志———“太阳鸟”图案作公车标识，就是向全社会做出了庄严承诺，体现了成都市政府整治公车使用中的问题的决心和勇气。但有人却称，这是不触及公车改革根本的一次“作秀”，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还有的甚至担心，公车贴标识可能成为新的不好管理的特权象征。
让“太阳鸟”作证
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成都，在眼下公车改革中也走在了全国前列。该市武侯区去年底以来在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下，公开拍卖了近500辆公务用车，一时轰动全国。但该市车改举措并非仅限于拿公车出来公开拍卖。
为进一步推行公车改革，今年5月20日，成都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小彦郑重宣布“公车贴标”行动将在全市全面启动。张小彦局长称，给全市所有公务车统一贴上的是“太阳鸟”标识，目的是“阳光下作业，敢于让太阳鸟作证”。
对此举，当地舆论一时给予高度评价：让公务车贴出“太阳鸟”标识，将意味着开着公车外出进行私人应酬、动用公车办私事等诸如此类司空见惯的“车轮子腐败”行为，将在成都市成为“过街老鼠”。
据悉，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市政府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毛志雄还透露：“公车私用”、“公车腐败”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已引起成都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于近期研究、制定了《成都市市级部门公务用车管理暂行规定》。其中，“公车贴标”将于6月20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施行。
“阳光标识”引发争议
公车私用被百姓称为摆在马路上的腐败，成为群众最痛恨的腐败现象之一。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公车公用、私用、司机自用各占约三分之一。
但由于牵涉众多人的利益，公车改革却并非易事。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没有一个大城市施行大范围的车改。这就是说，推出“公车贴标识”举措，成都将在全国大城市中首开先河。对此，成都百姓多举赞成之手。
家住玉林小区的王明玉女士说，贴了统一的标识，对普通百姓来说，辨别公车就非常容易了。更重要的是，这就成为了一种规范，不仅以完全的透明度将所有公车推入大众视线，同时给了群众极大的知情和监督空间。
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此举的成效表示了担忧。成都某企业一位干部称，公车贴标识实际上是以改革为名在“作秀”。他说，公车也就是官车，不从严治官，只是在车的出行和标识上做文章，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他还认为，“太阳鸟”标识是公共用品，政府不能说拿来自己用就自己用。
一位姓李的市民直言道，公车私用早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即使贴出标识，让我们这些普遍老百姓去监督也是很难的。不是怕打击报复，就是发现了你又该向谁举报？举报了到底又有多大作用？
当地一位姓刘的学者担心，在公车改革未触及根本或没有真正到位之前，又一次动用物力张贴公车标识浪费资源不说，会不会让公车因为有了标识而成为新的更难管理的“特权”象征？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姜晓萍则认为，制止公车私用只是强化公车管理的一个方面。但仅在这方面，只为公车贴标远远不够，政府必须彻底解决举而不查、查而不处的问题。
事实上，在成都提出为公车张贴标识之前，四川省宜宾市就已从今年4月22日开始在全市公务车上统一张贴了“公车”标识，并公布了举报电话。但在随后的多次检查中发现，尽管当地公车私用、滥用和乱停乱放现象较之过去有所减少，但仍有部分公车并没有按规定张贴标识，或仍在偷偷私用，或继续在耍官车特权。公车改革为何难于“上青天”？资料显示，我国现有公车已超过350万辆。据不完全统计，一年的买车养车费用不少于2000亿元，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高效政府的进程中，无不下决心着手解决超标、超量、超用的公车之弊。但改去改来，人们又普遍感到公车改革难于“上青天”。其中一“难”，就是“对策”多于“政策”。
6月2日中午，记者在四川省德阳市某宾馆门口看到，五六辆送官员前来就餐的公务车其牌照的厚度与普通牌照明显不同。据正对此拍照的一位记者称，这些车牌都是靠车内电子系统控制的翻牌车牌。其目的，就是为了躲过群众的监督。
记者此前在成都一些著名餐饮娱乐场所也经常发现，只要是官车进来，马上就会有人上来在前后车牌上贴一个红色牌用以遮挡。
“车改之难，难就难在各地至今尚未施行真正公道和求真务实的改革。”四川社科院胡光伟研究员说，因为车改触及到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作为“既得利益”的政府又是车改的倡导者和施行者，要从中扮演好“运动员”和“裁判员”两种角色委实不易。
在他看来，车改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他认为，公车改革必须配套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小机关大服务，以此进一步放大社会功能，收缩政府职能，减少政府负担。同时要采取经济的手段将公车推向市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