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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竟公开否认"慰安妇"的存在，几天后他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言不由衷地表示道歉。事实上，日本右翼妄图为二战中日军暴行翻案的活动从来没有断过。然而历史岂能篡改！本版以大量的史实，揭开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来龙去脉，控诉日军疯狂蹂躏各国女性的可耻罪行。
日军成为纳粹德国外交官眼中的“禽兽部队”
“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既是日本封建主义的产物，又烙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印记，是日本传统的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潮相互影响的怪胎。
“慰安妇”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根据日本军医机构保存的档案，由于战事不利，情绪低落的日军士兵把抵触情绪发泄在了苏俄妇女身上，强奸事件层出不穷，并导致性病在日军中大规模流行，从而严重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据日本有关方面统计，死于性病的日军官兵超出了阵亡的官兵。当时近20%的日军士兵患有性病，约合1.2万人，总数相当于日军一个师团。从那时起，日军高层便开始考虑大量掳掠被占领国女性充当日军军妓，以避免性病流行减弱日军战斗力。
在军国主义的氛围里，日本军人的人性完全扭曲。在他们看来，杀人放火是为天皇尽忠的表现，强占民女是为了把那些女性的肉体和灵魂“奉献”给“有功之臣”。这造就了二战中一支兽欲横流的变态部队。这支军队不仅要占领别国的领土，而且要对英勇抵抗的当地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在日军眼中，那些任其蹂躏的妇女的身体代表了她们的国家和民族，日军把在战争中流的血，甚至险些丧命的仇恨，都发泄到了她们柔弱的身躯上。目睹此情此景，连日本的盟友———纳粹德国的驻华外交官，在其发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也不禁写道：“枪杀无辜、强奸妇女和掠夺钱财的消息不断传来。现在日本人也把被强奸妇女的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当成侮辱对象……这是一支禽兽部队”。
日军掳掠“慰安妇”连小学女生也不放过
1931年11月，日本在上海开设了第一批4家“慰安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慰安所”数量迅速增加到17家，它们以日本海军官兵为主要服务对象，总共有艺妓279人，“慰安妇”163人。1932年3月，由于日军在上海频频强奸当地妇女，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时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于是决定仿效海军的做法，设立“慰安所”，解决士兵的性饥渴。1949年，冈村宁次在回国的轮船上向记者坦白：“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
最早的随军“慰安妇”来自日本国内招募的妓女和良家妇女。许多沦落风尘的日本女子在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构的蒙蔽下，将充当“慰安妇”当成了“报国”之途，在得到调令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日本籍“慰安妇”的数量远不能满足日军的兽欲，于是日本军事当局命令驻朝鲜总督府驱使警察征召“慰安妇”。被征召的朝鲜女子年龄一般在16—20岁之间。大多数情况下，日本警察采取了威胁和恫吓的手段。凡是列入应征者名单的女子，都无法逃脱。倘若被选中的女孩自杀，那么她的父母也会受到惩罚。除此之外，日军还在朝鲜通过诱骗手段大肆搜罗当地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甚至连小学的女生也被当作“慰安妇”拉到战场。据韩国的一份资料显示，仅在1943至1945年间，就有超过5万名朝鲜女性被日军抓走充当“慰安妇”。1937年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在中国掳掠女性充当“慰安妇”，使中国和朝鲜成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1942年，日军占领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后，拘留了大批荷兰籍妇女，并将她们编入四个日军“慰安所”。
这些妇女之中，有一部分人自愿挺身而出。她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挽救更为年轻的姑娘，另一方面也错误地认为当了“慰安妇”生活条件会有所好转。但日军觉得自愿充当“慰安妇”的妇女数量不够，便以武力迫使更多荷兰籍妇女加入其中。日军还将从各占领区搜罗而来的欧洲籍妇女集中到三宝垄(现印尼境内)，逼迫她们签署一份“自愿”声明，经过一番粗暴的检查后，分配到了各家“慰安所”。根据澳大利亚学者乔治·希克斯披露的数字，在三宝垄地区充当“慰安妇”的各国妇女有100多名，这其中既有印度尼西亚当地妇女，又有印度、中国、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籍的妇女。有个“慰安妇”为了试图让自己减少受奸淫的次数，剪掉了所有的头发，但立刻成了日军发泄变态兽欲的猎奇对象。
荷兰籍“慰安妇”扬·鲁夫在谈到她当年的痛苦经历时说：“他们(日本人)剥夺了我的一切，我的自尊、自爱、自由、财富和家庭……”日本战败后，扬·鲁夫重获自由，然而她却几乎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婚后先后流产三次。那段噩梦般的回忆始终缠绕着她，使她无法再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历史学家认为“慰安妇”数量至少有40万人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部分档案，仅1938至1939年间，日军在中国的上海、杭州、九江、芜湖和汉口等地，至少设立了73所“慰安所”，数千名各国女性沦为日军的性奴隶。而为配合1941年的特别大演习，日本关东军竟“配备”了2万名“慰安妇”。
在日本学者伊藤计一的著作《陆军士兵史》中，收录了日军设在上海的一家“慰安所”的规定。其中包括：本慰安所只允许(日本)陆军和准军事人员进入；光顾者必须在接待处付费，军士、士兵和准军事人员的票价是2日元。驻扎在广东的日军部队还根据“慰安妇”种族的不同区别收费，规定：日本“慰安妇”2日元，朝鲜“慰安妇”1.5日元，中国“慰安妇”1日元。军官如要求独自享用某一“慰安妇”则费用增加一倍。在接待处，日军官兵在“慰安所”的接待处换取票证，然后把票证交给为他们“服务”的“慰安妇”。一天“工作”结束后，“慰安妇”们把这些票证交给“慰安所”的“经营者”。她们仅能得到她们“工作收入”的一半，以保证她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衣物、香烟和“偶尔需要放松一下自己时”必需的酒。有些“慰安妇”可能存下一些钱，但这些只有在日占区才能使用的“军票”，随着日军的崩溃而变为了废纸！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日军在战时设立“慰安所”的地点遍及日本本土、朝鲜、中国、菲律宾、太平洋各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十几个国家，可以说在日军占领区内，各国均有大量女性成为受害者。就连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当年也曾亲眼看到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外排队等候的情景。
据中国历史学家苏智良的统计，至少有40万各国女性沦为了日军“慰安妇”，有一些学者认为真实数字还要高出许多。由于日军将“慰安妇”作为“特殊的战备物资”，“慰安妇”的征召和去向并未登记归档，因此难以弄清究竟有多少妇女沦为日军“慰安妇”。
饱受蹂躏的“慰安妇”在战争结束前被日军屠杀灭口
“慰安妇”的遭遇是凄惨的，她们平均每人每天都要受到十几名日军的摧残。日军侵略中国河南期间，一队“慰安妇”跟在列车后面步行10天，到达日军驻地后，等待她们的是一个师团的充满兽欲的日军官兵。在满洲里，严寒中死去的“慰安妇”的尸体被日军扔到雪地里，任凭狼群撕咬。
“慰安妇”不仅承受着日军对自己肉体的蹂躏，还面临着各种性病的威胁，然而最可怕的事情是怀孕。当发觉自己怀孕后，很多“慰安妇”会选择自杀，但更多的“慰安妇”则是被“慰安所”管理人员强迫将孩子打掉。只有极少数“慰安妇”能够把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带到人世，但在妊娠期间仍旧要为日军士兵“服务”。还有很多“慰安妇”被迫做了“停止月经”的手术，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
随着日本法西斯一步步走向灭亡，日军兵源严重不足。“慰安妇”又变成了护士、脚夫、甚至编外战斗人员。日军投降时，日军炮楼中的“慰安妇”被武装起来，充当炮灰。她们被告知：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她们自己的。1944年，美军攻占日军在南太平洋的防御要塞特鲁克群岛(今属密克罗尼西亚)前夕，日军守岛部队为“摆脱累赘和尴尬”，将躲在山洞中的70余名“慰安妇”全部枪杀。美军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之前，日军在对随军“慰安妇”进行最后一轮蹂躏后，将她们悉数杀害。
尽管日军在战争后期疯狂杀害“慰安妇”灭口，销毁大量有关文档，但是历史的真相永远无法掩盖，近年来各国相继发现的大量史料，逐渐掀开了那段灭绝人性的黑色历史，而它也将把日军永远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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