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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出书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们是名人，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名人，他们是卸任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方向曾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日记》；2003年12月，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记述中国十年教育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2004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同样具有史料记载意义的《众志绘图志——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张震回忆录》等也纷纷在2003年到2004年间面世、再版。
2005年1月，已过世的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的第四本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向全国发行，一个月内即再次开机印刷。
遥想十年前的8月23日，陈丕显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正是想看到这本书的出版。而如今另一本回忆录也将问世，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黄建章满心期待地说：“《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仅仅是陈老在上海23年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所以，下一本书将会更加完整，记载了他这23年的工作和生活。可惜现在稿子还没拿到，所以何时出版难说。”届时，陈丕显的早期著作《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苏中解放区十年》、《历史的转折在湖北》将和这两本回忆录一起制成《陈丕显回忆录》系列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小平大传》的作者杨炳章说：“以往，国家领导人写的歌颂长征、革命战斗历史的书籍较多，诸如《长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类。后来也出现过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但还比较片面。而写出高层政治决策特性的，应从薄一波出书开始。”
1980年代中期，曾让大批读者印象深刻的正是薄一波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与李维汉的《回忆与思考》。在一些党史学家眼中，这两本书的出版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其读者群绝大多数是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党史研究政治发展的专家学者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建华博士曾说过：“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5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形成传统，就是退休的高级政治家写传记，在这方面唯一例外的是部队的一些高级将领，他们退下来以后写了系列的回忆录。但是有一个缺憾，很多精彩回忆的片断全是1949年以前的，1949年以后的个人工作经历和一些重要事件的回忆都少，缺少一个退下来的高官以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思考来反映一些具体、重大的事件和场景的语言系统。还好这个语言系统开始有了。”
这个“语言系统”所指的正是李鹏、李岚清、钱其琛、张震等卸任高层近两年间所出的书籍，作者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不仅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同时更体现了自我的个性化，“它是一种非政治诉求，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的这么一种传记”，所以读者群不同于以往，更多的是老百姓。
“国外卸任高层出书往往出于经济利益。”杨炳章说。确实，美国的卸任高官往往前脚踏出白宫，后脚就进了出版社，因为对他们来讲，一旦卸任就要面临再就业的问题。写回忆录就成了最快捷的赚钱方式，另外巡回演说也能带来不菲的收入。典型的当属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希拉里的《活着的历史》一路畅销，除了出版社预付给她810万美元高额稿酬，今后还可以稳拿版税。克林顿因《我的生活》而拿到的预付稿酬约在1000万到1200万美元之间，版税另计。最保守的估计，仅稿酬一项，《我的生活》便可为克林顿带来至少2000万美元的收入。
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写书并非以此为目的，至少到目前还不是，在“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因将《外交十记》的70万元稿费捐给外交学院，而被授以“最佳示范奖”。
“前国家领导人纷纷出书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无疑是件好事。它使历史事件更真切了，某些领域上虽还有局限，但是相比过去更开放了。”杨炳章说。另外这股出书热潮中，个人化色彩越来越强，除了讲述个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经历，还开始出现以非公职身份写作的作品，最典型的是《李岚清音乐笔谈》，“很有个人特色，表达了个人爱好，这也与他分管了十年教育，对美育十分重视有关”，杨炳章评论道，“《李鹏三峡日记》、钱其琛的《外交十记》个人写作的痕迹也很强。”
但不是每个高官都对此感兴趣，前总理朱基曾说过，看书是他最好的消遣，但不看别人写他的传记，因为那都是东拼西抄拿去卖钱的。他还曾表示，自己不会写回忆录。
胡德平：我所认识的陈丕显
“为什么会让我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作序？”
大概以前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所以胡德平显得有点意外，重复了一遍记者的提问。
作为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现任中国工商联副主席兼中国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放下茶杯思索时，神形都与其父颇为相似。顿了顿，胡德平说：“当初是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主动找的我，让我为这本书作序。其一是基于两家的父辈之间的友谊。另一个原因，我估计与我曾在2003年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过《谭启龙传》有关系吧。那篇稿子自认为写得不错，谭家的人也很满意。”
在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写的序言中，胡德平记述道，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三人同时参加革命。当时谭启龙15岁，胡耀邦14岁，而陈丕显才13岁。三人都做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又都在肃反过程中被打成过AB团反革命分子，陈丕显那时因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为此更添一项罪名。1933年，胡耀邦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两人同吃同住，朝夕相处。
“他们在儿童局工作时，丕显叔叔还是我父亲的上级。他们好不容易在战争中存活下来。却又赶上文革，再次遭遇坎坷……”胡德平语气平缓。
1966年5月，胡德平入党，但很快就进入了人生的低谷，因为8月份父亲胡耀邦就被打倒了。
“在那段时间，你的内心挣扎得是不是很厉害？”
“是这样的。”胡德平又顿了顿，秘书在旁边提醒他还有事要办，他却让秘书递根烟来。烟雾缭绕中，一切仿佛回到了从前。
1966年10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陈丕显心情一样复杂和困惑。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都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
1967年1月1日凌晨3点，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要他担负起领导责任，维持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一月风暴”就此刮起。
“这本书是陈老的遗愿”
文化大革命中，罹患鼻咽肿瘤的陈丕显度过了八年囚禁的生活。在那段艰难岁月中，陈丕显的长子陈小津曾为父亲的事四处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情况。1973年1月22日，陈小津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其父的生活、身体情况，“父母身体很不好”、“爸爸鼻子经常出血，妈妈全身浮肿”、“恳请父亲母亲能够住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以后，他又给专案组反复提出希望允许子女看望父母，并向叶剑英写信并转呈毛主席，提出允许父母看病，解除隔离审查的要求。
“当时他到过我家，和我父亲说起了他父亲还被关押的经过。”胡德平回忆着。在他的记忆中，陈小津来他家的次数很勤。
九大以后便不再挨整的胡耀邦结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当时文革的理解，以及对毛泽东的了解，不断对陈小津说道：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主席错了？认错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1974年9月9日，听取了战友寄语的陈丕显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时常想念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
这封字迹工整的信件仍完整保留，并展示在了这本回忆录中。
“陈老是1995年8月过世的，为什么相隔十年这本书才出版？”
“陈老晚年时专门组织了一班人通过他口述的形式，于1992年完成了这部书稿。其后他就病重住院了，这部稿子中间也不断被修改，陈老临终时将书稿交给了他的亲人，嘱咐一定要把这事办好。也就是说，这本回忆录是他的遗愿。他过世后，他的夫人谢志成女士一直很悲痛，稿子就被搁置了。而且中央对国家领导人出回忆录，要求很高，越是想做好一件事，事情反而越多。直到2004年，谢志成也生病住院了，这部回忆录的出版也就成了她的心愿。她去年过世了。陈小津找到了我们，希望出版这本书，这本书从拿到稿件到出版，共花了半年时间。”该书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黄建章这样回忆出书经过。
胡德平则谈道：“陈老过世时，那部回忆录还是初稿，还不算真正完成了。后来经人不断修改，核实史料，增添了不少东西，确实花了不少时间。稿子一直由陈小津的妻子保存的，它准备出版的时候，也正赶上了陈老逝世十周年纪念日。”
“本来想请江主席为这本书题写‘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几个字，可后来他题写了主题。所以，陈小津也想就此结合陈老的几部著作，制作成《陈丕显回忆录》系列丛书。”黄建章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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