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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经济界关注的问题，而近来有关人民币升值和汇率机制改革的传闻再度升温。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选择合适的汇率机制，媒体热炒的新加坡汇率机制是否适合中国？这些问题无不引起读者的兴趣。本报日前与南开大学国际经贸系联合主办的一个研讨会就有关人民币汇率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南开大学经贸系是国内研究世界经济的重要基地，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水平数十年来名列国内大学的首位，也是商务部有关贸易政策的重要咨询机构。———编者
一、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形成机制是不同概念
刘杉(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目前媒体和理论界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存在一些混淆。前者是汇率水平的变化，后者是汇率水平形成的机制，后者决定前者。应该说，在目前状态下，汇率形成机制向更有弹性的方向改变必然会引起汇率水平的上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两个概念等同起来。
刘百花(浦东发展银行博士后)：人民币均衡水平的确定非常困难，长期以来强制结汇的政策造成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国内的外汇供求。所以我们应该首先改变外汇的形成机制，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外管局颁布了《关于调整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管理办法的通知》，将境内机构超限额结汇期限由现行的10个工作日延长为90天，自2005年3月1日开始执行。这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对国内外汇市场真实供求状况的了解。
张晓东(南开大学国际经贸系博士生)：在汇率形成机制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单纯改变人民币汇率水平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首先，我们难以准确地判断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所以很难实现一步到位的调整；其次，如果我们采取频繁、小幅度地升值，市场就会形成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从而致使即便调整到了均衡状态，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存在；最后，如果我们在不改变汇率形成机制的条件下单纯提高人民币汇率以图缓解国际压力，那么在将来再次出现贸易不平衡时，国际上要求我们提高汇率的压力将会更大。但是，如果我们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改革，比如采用了更有弹性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按照市场规律对汇率进行调整，从而既能达到适宜的水平，又能避免汇率剧烈变动对经济的冲击。所以说，目前我们首先应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然后让汇率水平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进行调整。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错过最佳时机
薛敬孝(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国际经贸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汇率是不同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所以应该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汇率的变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快速经济增长必然导致汇率的升值，我们在《大国快速经济增长引致汇率走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一文中通过对日本、德国的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个观点。所以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升值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应该说，我们已经错过了人民币升值的最佳时期。因为目前我国存在数额巨大的热钱，据估计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热钱主要可能集中在房地产市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调整汇率必然会造成热钱迅速外流，对国内经济造成很大冲击。我们目前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利用宏观经济政策限制热钱的进入、减少热钱数量，比如通过降低房地产价格挤出或者是“锁住”热钱，从而使我们可以在更为宽松的情况下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
徐复(南开大学国际经贸系副教授)：美国等国认为中国不具备市场经济国家条件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汇率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但是在W TO条款中并不含有对汇率政策的规定。从另一方面讲，中东的许多国家也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国却并没有对此进行指责，也没有质疑其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由此可见，美国所持有的是一种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没有依据的观点。国际上认为人民币汇率必然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巨额国际贸易顺差；二是我国6000多亿美元的高额外汇储备。我们必须看到这主要是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从贸易上讲，加工贸易在中国的贸易方式中居于第一位，占到50%以上，所以实际上的贸易顺差要远远低于数字结果。从外汇储备上讲，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强制结汇政策，造成了外汇储备以一种十分透明的状态不断增加，而其他一些国家则是一种“藏汇于民”的情况，其外汇储备处于一种隐形状态。
陶江(南开大学国际经贸系副教授)：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所以国内企业无法防范外汇暴露造成的风险。而且，在目前国家承担了全部外汇风险的情况下，我国企业还缺乏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和经验，弥补这一缺陷也需要一个过程。另外国内利率水平还没有市场化，这也是制约汇率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增业(中石油财务公司博士)：外向型经济的长期增长应该主要是投资导向的，我国目前低层次出口的路径依赖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不利。出口商品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造成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所以汇率升值虽然会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使一些企业陷入困境，但是这本身就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有利于整个社会效率的改善。而且，在我国石油资源严重紧缺、大量依赖进口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无疑有助于满足我国快速增长的石油需求。
曾令波(复旦大学博士后、国联安基金高级理财顾问)：在当前状态下，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在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是劳工
组织，而不是国际投资者，这主要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真正促使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对美国高科技产品贸易也开始出现顺差，这在美国人看来是违背了国际分工的规律。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出口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绝大部分是跨国公司生产的，所以这是一种“两头在外”的情况，中国只是中间的加工环节，当然我们至少还是获得了增加就业和提高技术的机会。目前来看，我们可以在保持名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其他方式对国际收支进行调节，从而缓解国际上的升值压力，包括：对出口进行控制，限制那些对国外相关产业造成巨大冲击的行业的出口；控制FDI的流入，将税收提高到与国内企业一致的水平。另外，在媒体和理论界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和“广场会议”之前的日本相似，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早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当前的中国是远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蔡卫光(南开大学国际经贸系博士生)：在相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贸然升值，游资会迅速变现出逃。这不仅会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会导致人民币出现走低的趋势，也就是说升值后可能短期内又会面临贬值压力。而此时如果央行采取干预措施稳定汇率，在游资规模过大的情况下会有耗尽外汇储备的危险，这样会进一步降低公众持有人民币的信心，使得人民币迅速贬值，“东南亚金融危机”可能在中国上演。
刘杉：的确，人民币升值错过了最佳时机。如果早在两年前，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游资压力。由于很多人将升值与调整汇率机制混为一谈，导致舆论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比较大。如果采取先调整汇率波动浮动，导致人民币升值，然后再改变机制的政策，则对中国金融体制的冲击就不会太大。其不仅可以缓解贸易纠纷，也减轻了输入型的通胀压力。目前看，只有在房价稳定下来后，才可能采取调整人民币汇率的政策。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套利热钱撤离后，对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带来冲击。
三、人民币汇率机制应采用钉住一揽子货币，新加坡模式不适合中国
薛敬孝：采取钉住一揽子货币，同时设定一定的浮动区间应该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最佳方式。我国的贸易和国际投资主要是以美元计价的，所以美元在这个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应该较大。同时，与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密切相关的日元、欧元等货币也应该占有一定的比例。这种安排对稳定我国的国际收支将起到较好的作用。同时一揽子货币本身就存在一个自我稳定的机制，可以抵消外部经济扰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确定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汇率水平的调整必须是稳健的，汇率调整的“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德国的渐进式调整和日本的大幅度调整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升值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对人民币汇率水平进行幅度过大的调整。
陶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也认为应该采取钉住货币篮子的形式，采取更为灵活的操作机制。
刘沛志(南开大学国际经贸系副教授)：在国际社会强烈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我们转为钉住一揽子货币是否能够满足外界的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是否能够就此消失？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钉住货币篮子往往缺少一种政策的透明性，所以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很可能会要求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有更大幅度的升值。
蔡卫光：如何选择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比人民币升值更重要。但央行有些政策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比如对资本账户的部分开放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但在长期却不利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而在资本账户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改革汇率制度能够避免游资大规模流动的冲击，成本会比较小。
张晓东：最近媒体热炒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将采用新加坡模式。我对东亚国家的汇率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我认为，新加坡是一个小的城市国家，其货币政策目标比较简单，其隐性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机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大国。
四、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和外资影响不同
刘沛志：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主要是一个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升值幅度不应该低于10%。应该说人民币汇率升值10%-15%，对我国的贸易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从出口上看，我国的加工贸易比重很高，国内附加值不高，所以升值对出口影响不大。从进口上看，升值对进口的影响大概只有3%。另外，中国不能一直像以前的“四小”那样以出口导向为自己的发展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仅仅依靠出口的拉动是无法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的。
徐复：制定汇率政策的依据应该是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应该说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外贸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据我了解，天津市外贸企业的出口换汇成本约为7.5元，这说明在现行汇率水平下这些企业是略有盈余的，而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10%以上，这些企业将大多面临亏损。另外，人民币汇率升值还会导致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升高(以美元计算)，这样在存在很多水平相当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将会下降。
韩燕(南开大学国际经贸系博士生)：目前我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的结果，这也决定了它对非贸易部门的带动作用是很小的，所以加工贸易的减少对我国的影响可能就更低了。对国际直接投资来说，目前我国的FDI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市场导向型的，所以升值带来的成本提高对其影响可能并不大。另外，资本过度流入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已经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五、人民币升值可以避免“悲惨的增长”
薛敬孝：应该说目前钉住美元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因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对象，我们的其它贸易伙伴国和竞争国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而且国际投资也大多是通过美元进行的，所以维持现行汇率有利于中国发展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但是现在的水平是无法长久维持下去的，无论采取何种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一定会出现升值。汇率的波动会给贸易，国际投资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影响到它们的发展，这一点大家在上面已经谈了很多，我不再详细阐述了。需要指出的是，金融部门的完善程度是经济发展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也是实施汇率改革的关键前提，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问题很多，所以为了减少汇率改革给国内经济造成的风险，我们一定要健全金融体系，在其他政策上与汇率改革进行配套。
张晓东：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可以从利弊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谈谈积极意义。升值可以缓解我国目前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加大了央行对冲基础货币的压力，这不仅是一种成本很高的操作，而且大大限制了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制约了其调控经济的能力。另外，我国也面临着外汇储备低收益率和外来投资高收益率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以较高成本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又以很低的收益把外汇投放到美国
债券市场，这对我国来说是个整体上的福利损失。汇率升值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可以改善目前国内存在的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汇率低估的后果之一是增加了出口部门(主要是制造业)的利润，因而制造业部门吸引资源的能力大大加强，这样就遏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我国目前的产业发展已经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上，主要是对金融部门的冲击。应该说，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很可能导致热钱的外流，这些热钱通过投资收益、汇率收益两种途径将会大大增值，所以流出的热钱数量应该远高于初始的规模。再加上金融市场上非常常见的“羊群效应”，国际货币的更大规模逃逸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会进一步缩水，从而导致银行坏账增加，风险加大；另一方面国内的货币总量会出现波动，增强了价格水平的不稳定性。此外，人民币汇率升值也会导致投资于国外资产的银行账面资产价值减少，不利于银行改革的进一步实施。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完善国内金融体系，为下一步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做好准备。
陶江：汇率调整有助于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特别是调整贸易结构，减少资源型的出口，改善贸易条件，避免国际经济学提到的“悲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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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特点
新加坡采取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具有四个特点：(1)选择一揽子货币作为新加坡元汇率的管理参照，货币篮子的组成包括新加坡的主要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各种货币所占权重取决于新加坡与该国家的贸易依赖程度。新加坡货币当局以贸易加权的名义有效汇率对新加坡元汇率进行评估和管理，货币篮子的组成不对外公布；(2)新加坡货币当局给新加坡元的名义有效汇率设定的是一个不公开的波动范围(称为政策带)，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从而使汇率制度具有承受短期汇率波动的灵活性，同时也为难以准确测定的新加坡元均衡汇率水平提供一定的评估缓冲区间；(3)对货币篮子的组成周期性地进行修订，以符合新加坡贸易模式的变化；政策带也周期性地进行调整，以与经济基本面保持一致；进行政策性调整的周期通常是3个月左右；(4)在出现现实的汇率超出政策带的情况下，新加坡货币当局通常会进行“逆风干预”，以使汇率重新回到政策带的范围之内。然而，这种干预并不是规范性的。有些时候，货币当局可能选择故意将现实汇率留在政策带以外一段时间，以使货币政策达到更好的效果。由于当局并未公布政策带，所以引发单向投机的可能性不高，所以这种做法的风险不大。
新加坡在实际制定和执行汇率政策的过程中，对通货膨胀水平并没有设定一个固定的目标，通常认为1%-2%的水平是比较合适的。对于货币篮子，尤其是货币政策带的选择，不是僵硬地依靠模型计算，而是注重中期目标，通过经济基本面、价值判断、市场技术指标，尤其是汇率历史剖面来综合评估。虽然货币篮子包括众多货币，但货币当局的汇率干预仅通过对新加坡元兑换美元汇率的干预来实施，从来不采用对其他交叉汇率干预的做法，原因是新加坡元兑换美元的市场更具流动性。
新加坡政府在制定汇率政策时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是：汇率目标不能与经济基本面长期偏离。从理论上讲，汇率政策的可行性与经济状况的要求并不矛盾，当新加坡的经济基本面好时，新加坡元就会面对升值的压力，一个强势的新加坡元，可以降低经济过热的压力；相反，当新加坡经济基本面不好时，新加坡元就会面对贬值的压力，一个弱势的新加坡元，可以减低通货膨胀的风险，刺激出口和经济复苏，这也符合货币政策的需要。
新加坡的实践经验表明，对这样类似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将汇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中心，的确能够取得维护物价稳定的较好效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末期的1970-1973年，新加坡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以下。发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新加坡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新加坡也和许多工业化国家一样出现了滞胀，新加坡的通货膨胀率在1973年和1974年分别达到了19.5%、22.4%。发生在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给新加坡通货膨胀水平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小，1979-1981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4.1%、8.6%和8.2%。把实现适宜的汇率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以后，新加坡在维持物价水平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82-2003年的平均通货膨胀水平为1.51%，最高通胀率为1982年的3.8%，最低为1998年的-1.4%。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加坡1997-1999年通货膨胀率仅为2%、-0.3%、0.4%，尤其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高峰期间，新加坡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保持了正的增长率和低通胀率的国家。可见，新加坡根据自身经济特点制定的通过调节汇率稳定物价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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