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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日本媒体报道，一股仇视中国的情绪正在外务省高层官员之中蔓延，而学过中文、对中国事务较为熟悉的“中国学派”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由于“中国学派”在日本对华外交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日本媒体的这一报道不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么，在小泉内阁中，都有哪几位“中国学派”人物，他们对日中关系又是持何种看法呢？
加藤紘一寄宿中国人家苦学汉语
原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紘一是日本的资深政治家，也是政界屈指可数的“中国通”。这位奉行对华友好政策的“鸽派”人物，近日因为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批评，以及近期将来华访问，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1939年出生的加藤在兄弟姐妹6个人中排行老五。他家境清贫，时常吃不饱饭，就连衣服和鞋子都是捡哥哥、姐姐剩下的穿。清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加藤好学的天性，他立志进入东京大学法学系学习，可高考后却被东大理科录取。经过一年的复读，加藤终于在第二年考入有“外交官摇篮”之称的东大法学系，并于1964年进入外务省。
加藤在中学时代就萌发了将来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想法，于是他刚进入外务省就提出去中国课工作。当时欧美课人气很旺,而中国课被视为二流工作,没多少人想到中国课工作,于是加藤很顺利地就进入了中国课。接下来，加藤开始了4个月的培训。每次去培训部上课，加藤必定要路过跡见学园女子大学，大学里的漂亮女生对年轻潇洒的外交官格外青睐，但女生们的目光大多集中在拿着英文、法文书籍的小伙子身上，全然不理睬抱着中文书的加藤。加藤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工作。
1964年，加藤结束培训后，被分配到台北“使馆”工作。在此期间，他进入台北师范大学下属的外国人语言研修中心学习汉语。为了学好汉语，加藤住在中国人家里，与中国人交朋友。经过一番努力，他的汉语水平大有长进。
台北任期两年结束后，加藤转任美国大使馆工作。在美国期间，他进入哈佛大学深造，主攻东亚区域研究学。1970年，加藤出任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事务次官。1971年12月,他辞去外务省工作，为竞选议员做准备。
1972年，加藤当选众议员，先师大平正芳，后追随宫泽喜一。他继承了大平的对外政策思想，重视亚洲外交，主张日中友好。作为“亚洲国际派”的倡导者,加藤认为，从21世纪的日本国家利益考虑，日本应与亚洲国家加强团结。
近一段时间，以小泉首相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右翼人士多次为参拜靖国神社辩解，并为日本二战战犯开脱罪责，引起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强烈不满。在此问题上，加藤提出了客观、务实的主张。他认为，要解决靖国神社问题,只有通过甲级战犯分祀和建立新的国立追悼设施这两种办法。6月15日，加藤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就小泉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了批评。他说：“国家领导人可以追随民族主义，但是有义务从对方国家领导人的立场考虑两国关系。如果完全单从国民的感受去处理国际关系，那就不必当首相或者国会议员了。”
阿南惟茂因中国史书喜结良缘
现任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曾经是“中国学派”的领袖，1998年的《日中联合声明》就是他当年任外务省亚洲事务局局长时起草的。
现年64岁的阿南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阿南惟几为陆军大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自杀。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将8个子女抚养成人后就出家了。
阿南于196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同年进入外务省工作，后来便到台北师范大学外国人语言研修中心留学。留学期间，他与一位名叫维珍·尼雅的美国女孩因为同一本中国历史书而邂逅。维珍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尤为着迷，共同的兴趣拉近了两人的距离，话题也由谈中国、谈生活发展到谈恋爱。1970年，两人结为夫妻。1972年，他们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友亮”，为友人和诸葛亮之意。
阿南从1983年起，历任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公使、亚洲局局长，2001年3月任驻中国大使至今，在中国任职长达10多年之久。他与对华持友好态度的自民党桥本派关系亲密,1997年经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前内阁官方长官野中广务推荐担任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据称，阿南出任驻华大使也是得到桥本的推荐。因此，自民党内的右翼势力出于打击桥本派的需要，也将阿南列为攻击目标。
阿南对中国一直持友好立场。他认为，日方应该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该反省的地方加以深刻反省，两国应再次确认《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的精神，相互激励，相互支持，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日中关系。针对日本国内存在的“中国威胁论”，阿南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他曾指出：“作为直接负责日中关系的人，我常常感到，如果与其它国家的关系相比，日中之间在交流和相互理解方面还是强于其它国家的，但信赖关系却并不牢固。如果日中之间确实是一种相互信赖关系，那么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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