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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高龄，疾病缠身，却仍活跃在农村第一线，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且每年都有数十万字的优秀作品问世，这在眼下中国的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记者曾多次到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润身长期挂职(县委常委)的河北省平山县采访，每次见到杨老，他都动情地说，我是人民的儿子，为普通的百姓树碑立传，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为此感到光荣和幸福。
杨润身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叫北马冢的小山村。他的父亲是杨白劳式的穷苦农民，家中几乎一贫如洗。在杨润身童年的记忆中，过年的时候，从未吃过饺子，沉重的债务压得一家人整年喘不过气来，嫂子还因为贫困而抱着一岁的孩子跳了井。这种经历，使杨润身从小就对革命充满了向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村里来了八路军，只有14岁的杨润身穿着母亲的一件大花袄，毅然地跟着队伍走了。他在战火中接受了洗礼，第二年即于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有些文艺细胞的杨润身以百倍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他时常登台演出，先后创作并导演了《炕头会》《围困堡垒》《交公粮》等街头剧和舞台剧40余部，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本人也被边区政府授予了“乡村文艺旗帜”的称号。几年后，杨润身调任区委宣传委员，此后又到著名作家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了三年。这段宝贵的创作经验和生活积累，为他日后参与创作电影《白毛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天津解放后，杨润身成为首批进城的专业作家，不久，他便作为主要编剧，参与了电影《白毛女》的剧本创作。这部电影1950年开始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1951年公映后，喜儿、杨白劳、大春以及黄世仁等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同年，影片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第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特别荣誉奖，1956年，又荣获文化部优秀电影剧本一等奖。这之后，杨润身一鼓作气写出了电影剧本《探亲记》《姜喜喜》等，然而不幸的是，正在他的创作喷发期，电影《探亲记》被江青点名，接着便被当成“大毒草”受到批判，杨润身也因此而遭到迫害，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粉碎“四人帮”之后，杨润身重新归队，并在天津市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作协副主席。可此时的杨润身已经找不到创作的感觉了。有一度，他曾很苦恼，他说，我的笔丢了，可我不怕，毛主席说过，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要到我的故乡平山去找回我的笔！1978年底，杨润身不顾体弱多病，离开安逸的天津，回到了当时条件还十分艰苦的革命老区平山。挂职县委常委的杨润身给自己“约法三章”：一是不享受常委待遇；二是小车不坐、送礼不收、私事不办；三是不吃请，下乡吃饭按规定付钱。挂职20余年来，他一直按着三条约法去做，经常深入到偏僻的乡村住在农户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喜农民所喜，忧农民所忧，为他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乡亲们说，老杨没变，他还是老八路！而对那搞腐败的干部，杨老则深恶痛绝，他以高度的责任感，两次向中纪委反映情况，为党的廉政建设尽职尽责。
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西柏坡时，杨润身作为天津作家，与省委领导一同受到了江泽民同志的接见，江泽民同志对杨润身说，《白毛女》是一部好作品，生命力很长，你一直在平山体验生活，没有忘记家乡和人民，这很好，作家就应该扎根在人民生活的土壤里，才能写出好作品。杨润身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不会忘本的。次年，杨润身作为天津文艺界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四大。在平山这些年，杨润身从生活中汲取了大量鲜活的创作素材，一部又一部作品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仅反映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就有《风雨柿子岭》《九庄奇闻》《白毛女和她的儿孙》《天堂里的凡人》《魔鬼的锁链》等7部，另外还有中篇小说《失落的“无价之宝”》《实在王的悲欢》和散文集《每当我走过》等，计300余万字，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同时，他在青年作家的培养上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对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都给予热情的赞扬，鼓励他们坚持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在事业上往上比，在待遇上往下看”，这是杨润身一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主动地将电影《白毛女》和《探亲记》奖金及稿酬近两万元交了党费。当时的两万元是一笔相当庞大的数目。作为进城老干部，在生活上，杨润身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他的住房条件可以说在专业作家中是最差的，但他从未要求作协和有关部门解决他的住房问题，他说，我的住房比一般的百姓好多了，住在这里，我心里踏实。每次往返天津与平山之间，他也是坚持坐长途汽车，谢绝作协为他派车。前些年，杨润身的儿子、儿媳双双下岗，孙女又患病，加重了他的负担，但他从没因为这些事找过任何人，且教育子女要体谅政府的难处，鼓励他们自己创业解决困难。
总结自己几十年来的创作，杨润身感慨地说，文学离开生活，离开现实，就失去了生活的根基，文学脱离人民，人民自然会远离文学。作为一名党的文艺战士，我只要脑子还清楚，身子还能动，就不离开人民，不离开土地，用我的笔，讴歌我们的时代，讴歌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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