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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性骚扰这种在社会上受到极大关注而又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问题，首次进入我国立法者的视野。
“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草案的三个条款，在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清晰而又明确地对性骚扰行为说出了“不”字。
首次对性骚扰作出禁止规定
专家表示，尽管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像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这样明确出现“性骚扰”的字样，但还是在不同的立法层面，明确了反对性骚扰的法律原则。
比如，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刑法中规定有强奸罪、强制猥亵或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扰乱公共秩序，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妇女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等。
“从我国性骚扰的现状来看，这样的法律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专家组组长巫昌祯说，这是因为，刑法等法律的规定对于大量存在的一般的性骚扰形式并不适用；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又偏向于公共场合，对隐蔽环境中的性骚扰缺乏有效的惩处。
正是由于性骚扰这一概念此前没有明确进入立法视野，导致现行法律针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太过原则，可操作性差，让法院、公安部门等在处理性骚扰案件时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
“这部法律草案的三个条款，是我国立法史上首次明确对性骚扰说‘不’，填补了我国法律方面的一个空白。”巫昌祯说。
立法可望减少性骚扰
长期以来的无法可依，让许多受害者被迫选择沉默，即使勇敢走上法庭者，也难以真正实现维权的愿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供的有关资料也显示，时至今日，全国有关性骚扰的诉讼不足十起，且绝大多数以受害者败诉而告终。
2001年7月，陕西省西安市某国有公司一位30岁女职工童某将其所在公司的总经理推上法庭，这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起性骚扰官司。童某在诉状中称，早在1994年公司总经理就以将她调到好的部门工作为诱饵，在办公室里对她动手动脚。在她拒绝后，这位总经理开始在工作中处处对她进行刁难，甚至停止她的工作，并无故扣发她的奖金和福利。2001年10月，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最终以缺乏证据驳回童某起诉。
巫昌祯表示，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就性骚扰行为作出明确的禁止规定，为性骚扰的受害者依法维权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武器。“性骚扰对女性的伤害，有时候并不表现在身体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伤害。草案对性骚扰作出规定，彰显出我国法律更加人性化，更加考虑个人感受，对人的保护更为全面，是法制进步的一个表现。”
专家还表示，草案首次明文规定禁止性骚扰，正是向社会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性骚扰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这将有力地震慑性骚扰者，从而减少性骚扰的发生。”
禁止性骚扰，用人单位有责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蒋永萍对草案中的“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这一条款给予高度评价。她指出，特别强调用人单位的责任十分重要，因为性骚扰的对象可能是单位的同事，也可能是用户、客户等，但不管怎样，单位都有责任来防止性骚扰，给妇女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工作环境。
“有关性骚扰等性别歧视的问题，真正诉之法律是比较困难的，裁定也很不容易。即使解决了，当事人也不好在原单位待下去。”蒋永萍说。
山西青年女工余某的遭遇验证了蒋永萍的判断：面对公司车队队长的性要求，她两次严厉拒绝。此后，她开始遭到刁难和报复，对方不仅继续以黄色语言骚扰，还在单位散布流言蜚语。尚未成家的余某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生病、自杀未遂，又被假造旷工情况，强迫调动，最后解除劳动合同，导致生活没有着落，全靠低保和七旬老母的接济。
草案中这一规定的针对性不言而喻。全国各级妇联组织接到的投诉表明，性骚扰绝大部分发生在工作场所和上下级之间，建立在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基础上，不仅侵犯妇女的人身权利，还严重侵害妇女享有的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益。
“如果用人单位能采取积极措施，把这个问题防范在前，对于保障妇女的权益是非常有用的。”蒋永萍说。而有关调查也表明，在一些管理规范的企业，较少出现有关性骚扰的报告。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跨国公司在其本国的公司管理守则中，几乎全部都有关于禁止性骚扰的规定，且有非常严格的配套管理措施。但这些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规定，理由是：中国法律里没有禁止性骚扰的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所有管理条例必须在中国法律框架之下制订，不能超越法律。
性骚扰立法只是“初级阶段”
性骚扰是性歧视的一种形式，即通过性行为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和其他公共场所欺凌、威胁、恐吓、控制、压抑或腐蚀其他人。性骚扰最大的危害是造成受害人生理、心理和感情上的伤害。
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首次将性骚扰明确纳入法律规范之中，是这一立法领域的一大进步，但全国妇联执委、清华大学教授史静寰强调，“禁止性骚扰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立法的‘初级阶段’，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她表示，有关性骚扰的立法必须进一步加以完善。比如，性骚扰的内涵是什么？如何界定？目前的立法没有涉及这些问题。而像草案中“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这样的规定，还不足以彻底遏制性骚扰现象的发生。为此，她建议，应该在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明确这些概念，制定相应的罚则。
至于性骚扰范围的界定，在巫昌祯教授看来，强奸之外的性的色彩比较浓的骚扰应该都被列入性骚扰范围，老百姓通常所说的耍流氓、调戏、动手动脚等、占便宜等是比较明显的性骚扰，但针对特定人的非直接的、语言的、形体的性暗示和性挑逗也应该算是性骚扰。
还有专家建议，我国劳动法也应该增加禁止性骚扰的规定，确立明确的雇主责任和企业内部的反性骚扰制度；并要在其他法律中设立有利于受害者的司法救济程序。
性骚扰官司：取证难将同样存在
此前有限的几起性骚扰官司中，取证一直是困扰受害者的一大问题。2003年，北京的雷某以维护名誉权为由指控其上司焦某对其实施性骚扰，最终因法院认为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焦某对其实施了性骚扰而被驳回。
即使这部法律草案最终获得通过，性骚扰的受害者要想通过打官司讨回公道，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难题。曾经接手过几起性骚扰诉讼案的上海律师丁伟晓对此深有感受：“由于性骚扰多发生在私密的场合，言语和身体接触很难留下证据。”
“即便将禁止性骚扰写入法律，也不意味着取证会变得容易一些。”丁伟晓在提醒广大女性的同时表示，立法者还应该考虑如何分配举证的责任，不仅受害人负有举证的责任，被起诉一方也应该负有相应的责任举证。
此外，有关的调查也表明，尽管女性是性骚扰行为的主要受害者，但男性中也有一些人遭受过性骚扰。如何保护男性不受性骚扰的侵害，也同样是今后立法中应该加以考虑的内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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