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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瞭望》周刊称，日本内阁之所以敢对中国推行强硬外交，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硬实力”与日本相差悬殊，在衡量综合国力的三项最主要的指标——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上还远不如日本。
文章称，小泉内阁近期的种种言行表明，日本正在改变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友好合作政策，而把中国作为打压的对象，视中国为现实竞争对手和威胁。
在日本21世纪外交战略中，中国所处位置是：军事上是威胁，经济上是合作对象但也是潜在的对手，政治上则是日本谋求地区霸权的最大障碍。
小泉内阁据此而确定的对华外交政策目标是抑制和延缓中国的发展，阻止繁荣、昌盛的中国出现在东亚；
在经济上把中国变成它的延长了的国内市场；实行“政经分离”原则，迫使中国接受“日韩关系模式”(其内涵是，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韩国可以批评日本，但不要影响首脑互访等两国间的正常关系)；或明或暗地支持台独势力，阻挠中国的统一。
中日关系因此而形成了如下的基本架构：经济上以合作为主(并非没有竞争)，政治上以竞争为主(并非没有合作)，军事上以防范为主(并非没有接触与交流)。
两国关系的总体态势是，摩擦与协调同在，合作与竞争共生。但在目前，摩擦和竞争更为突出。因此，除非日本在外交战略中改变对中国的定位，否则，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状态就应该被视为正常现象。而从其国家利益看，日本改变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在小泉内阁任内。
文章分析认为，小泉内阁之所以对中国采取强硬外交姿态，最重要的原因是中日在衡量综合国力的三大指标——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差距较大，硬实力相差悬殊，由此小泉内阁敢于对中国推行强硬外交。
目前，日本对于中国的各种情况——中央和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历史等的调查研究几乎达到“了如指掌”的程度。但是，由于其思维方式的错误，以愿望代替现实，面对着过于详尽的情报，它往往做出错误的判断。
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受到诸多限制，不可持久，贫富差距扩大，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民变频发等等，动摇着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分散中国的注意力，使中国穷于应付外交纠纷，不能够集中力量，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进而激化中国国内的矛盾，加速中国的崩溃——这种不良用心也导致小泉内阁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
小泉认为，日本的对华贸易和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不管怎样，中国也会为了顾全大局、珍惜两国经贸关系而对日本采取退让态度，因而放心大胆地一再挑战两国政治关系的底线。
4年来，每次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他便要求实现首脑互访、举行首脑会谈。但是，多次在第三国实现的首脑会谈中，小泉除了表明一般性友好姿态外，从没有就改善两国关系提出过具体建议，更没有实际行动。这充分说明，他的首脑互访、首脑会谈等要求仅仅是故作姿态而已。其真实意图，就是要给外界造成中国政府接受他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一事实的印象，并且证明他的“参拜靖国神社并不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预言是正确的。
此外，小泉内阁的对华强硬政策还是对明治维新以来“远交近攻”外交传统的承袭。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北进”——占领朝鲜半岛、侵略中国大陆为主要对外战略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在寻求前进方向时，作出了向后看，走回头路的选择。因此，中国再次成为它要对付的最主要目标。
战后的“日美同盟”与战前的“日英同盟”及“德日意三国轴心”既是日本与强者结盟，恃强凌弱习性的再现，也是它重温“大日本帝国”旧梦而采取逆潮流而动的外交战略的结果。这表明，日本无意回归亚洲，无意与其他亚洲国家一道促进亚洲的发展与繁荣，而宁愿单打独斗，谋求在亚洲地区的领导权。
值得注意的是，小泉内阁的对华强硬姿态不只是一届内阁的外交政策，而是体现着日本这个国家的总体战略，因而它有着长期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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