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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听起来很传奇，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徐义斌：都是我父亲告诉我的，那时我还没出生呢。前些年，我还保存着那时的一张照片，就是当时那些人举大刀、挥大锤、留着长辫子的合影，但后来因为特殊原因未能保留下来，至今都很遗憾。
快报：后来您是怎么回到天津的？
徐义斌：这个故事就长了。在我12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去了上海，父亲用所有积蓄租了些房子，当二房东收租。没想到房客拖欠房租，一分钱没赚着。适逢北伐战争，家里人想回天津，但因为没钱，父亲就把我和二哥卖给了上海一户姓李的人家学唱戏。
快报：被卖？您当时心里难过吗？
徐义斌：那年月，这样的事很平常。说实话，当时我没什么感觉，也没想到那么多。后来，父亲用卖了我们两兄弟的钱做盘缠，带着一家人回了天津老家。我的二姑母家境比较富裕，当她听说父亲卖了我们时，连忙给父亲钱，要他回上海把我们赎回来。那年的秋天，我和二哥正在练戏，正好李家人出去了，我老远看见父亲过来，便对二哥说“咱爸来了，赶紧走！”我们三人坐着黄包车，一路逃到了黄浦江边的杨树浦码头，刚一上船汽笛就响了。就这样，我们随父亲回到了天津。现在想起来，当时就是福大命大。
父亲推荐我成了胡文臣的警卫员
快报：您是怎么参军的？
徐义斌：回天津后，我在东马路富兴成皮件厂当学徒。那时人小，还不太乐意干这个。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看耍猴，突然有人从后背拍了我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师傅找来了。师傅告诉我他不在皮件厂干了，要我跟着他学手艺。就这样，我跟着师傅去了青岛，那是1934年，我18岁。到了秋天的时候，青岛的厂子倒闭了，我给父亲写封信说明了情况。没几天，我收到父亲的回信，父亲让我带着信去找他的“兄弟”胡文臣。
快报：您就这样见到了胡文臣。第一次见面印象怎么样？
徐义斌：他个子得高、大嘴，典型的北方汉子。他对我的印象也特别好，一见我父亲的推荐信，立刻拍板让我做他的警卫员。
快报：警卫员主要做什么工作？
徐义斌：胡文臣身边的兵分两种，内勤和外勤。那时，他已经是江苏省两淮盐务管理局税警第三区区长，外勤兵就是带枪保护他的，我做内勤主要负责内务，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胡文臣特别爱喝茶，他有个一尺多高的“大杯子”，每天我都要给他冲上一杯龙井茶，能喝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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