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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听起来很传奇,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徐义斌:都是我父亲告诉我的,那时我还没出生呢。前些年,我还保存着那时的一张照片,就是当时那些人举大刀、挥大锤、留着长辫子的合影,但后来因为特殊原因未能保留下来,至今都很遗憾。
快报:后来您是怎么回到天津的?
徐义斌:这个故事就长了。在我12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去了上海,父亲用所有积蓄租了些房子,当二房东收租。没想到房客拖欠房租,一分钱没赚着。适逢北伐战争,家里人想回天津,但因为没钱,父亲就把我和二哥卖给了上海一户姓李的人家学唱戏。
快报:被卖?您当时心里难过吗?
徐义斌:那年月,这样的事很平常。说实话,当时我没什么感觉,也没想到那么多。后来,父亲用卖了我们两兄弟的钱做盘缠,带着一家人回了天津老家。我的二姑母家境比较富裕,当她听说父亲卖了我们时,连忙给父亲钱,要他回上海把我们赎回来。那年的秋天,我和二哥正在练戏,正好李家人出去了,我老远看见父亲过来,便对二哥说“咱爸来了,赶紧走!”我们三人坐着黄包车,一路逃到了黄浦江边的杨树浦码头,刚一上船汽笛就响了。就这样,我们随父亲回到了天津。现在想起来,当时就是福大命大。
父亲推荐我成了胡文臣的警卫员
快报:您是怎么参军的?
徐义斌:回天津后,我在东马路富兴成皮件厂当学徒。那时人小,还不太乐意干这个。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看耍猴,突然有人从后背拍了我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师傅找来了。师傅告诉我他不在皮件厂干了,要我跟着他学手艺。就这样,我跟着师傅去了青岛,那是1934年,我18岁。到了秋天的时候,青岛的厂子倒闭了,我给父亲写封信说明了情况。没几天,我收到父亲的回信,父亲让我带着信去找他的“兄弟”胡文臣。
快报:您就这样见到了胡文臣。第一次见面印象怎么样?
徐义斌:他个子得高、大嘴,典型的北方汉子。他对我的印象也特别好,一见我父亲的推荐信,立刻拍板让我做他的警卫员。
快报:警卫员主要做什么工作?
徐义斌:胡文臣身边的兵分两种,内勤和外勤。那时,他已经是江苏省两淮盐务管理局税警第三区区长,外勤兵就是带枪保护他的,我做内勤主要负责内务,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胡文臣特别爱喝茶,他有个一尺多高的“大杯子”,每天我都要给他冲上一杯龙井茶,能喝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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