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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时间最长、最顽强的中国老人：抗战期间，他曾在中国战场上与侵华日寇拼死搏杀，血洒战场；为了捍卫中国人的尊严，他曾在敌国领土上，率领数百弟兄举行自杀式暴动；为了让日本军国主义谢罪，他不顾高龄，历经13年一次次远赴日本跨国讨伐和诉讼，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
现实：日本对待战争的态度让人气愤难平
在襄城县城一个简陋的小院时，耿老在院门口等待记者的到来。91岁的耿老行动虽然有些迟缓，但身子骨还算硬朗。他思维敏捷，目光依然坚毅。
讲起60年前那段悲惨往事和日本对待战争的态度，耿老先生一口气说了3个“让人气愤难平”。60年时光如逝，悲惨的历史正渐行渐远，但老人要求日本人正确对待历史、真诚谢罪的心愿却分外强烈。
他说，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是他毕生的心愿。“让人感到气愤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东亚人民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但时至今日，面对那段历史，他们竟没有一点反省，不认识罪行，还屡屡歪曲历史，甚至删改教科书，让受害人民气愤难平。”
“历经13年的花冈跨国诉讼，变成了一桩悬案，让人气愤难平。我们提出的三项要求，谢罪、建纪念馆、赔偿，一项也没有落实，仅仅拿出一点钱，说是对中国受难者的‘捐出'，还申明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捐出是慈善性质，这种说法中国人不可能接受，我们需要的是赔偿、是谢罪，仅仅在我们那一个作业点，他们就虐杀了418名中国同胞，这是一笔血债呀！”
说着，耿老先生打开了两个装满了图书资料和图片的大柜子，这是他家中最贵重的两件家具，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往事，在老人的讲述中向我们走来。
拼死暴动：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1944年5月，作为中国军队的一名上尉连长，耿谆在保卫洛阳的激战中两次受伤，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日军的俘虏营里。
两个月后，耿谆被日本兵押上了一条海船，去日本做苦役。为了躲避美军的袭击，海船要在大海上航行7天7夜。日本人把所有人关进船舱，还在外面蒙上防雨布。时逢盛夏，很多人中暑，几天内就死了3个人。
“被送到日本做苦工的不光是战俘，还有在河北抗日根据地抓捕的普通百姓。我们做工的地方有1000人，是分3次送去的。公司的名字叫做鹿岛组，鹿岛组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一个叫花冈的大集镇做工，那个地方有铜矿，我们给铜矿挖排污下水道。”
“水道宽4米、深2米，但挖到1米深就向外浸水了，大家只好在水里作业。”耿谆回忆说，“那里8月就已经很冷了，整个冬季积雪都化不了。但我们每人只有一件单军衣，脚上只穿双草鞋，很多人脚心脚背生满了冻疮，有的人脚趾头都冻掉了。为了抗寒，有人把用过的水泥袋和稻草袋裹在身上，但日方的监工只要看见了就是一顿毒打，不少人被打倒后就再也爬不起来。”
“吃的就更惨。每天两个馒头和一顿糊，馒头比日本人使用的茶杯还小，只能吃个半饱，后来逐渐减少，以至只给少得可怜的一点橡子面和苹果渣，大家只好到山上找树根、野草吃，还不敢让日本人看到。中毒、饿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
“劳工死亡的人数逐渐增加。起初，日本人允许死一个烧一个，后来为节省燃料，要凑到八九个人才能烧一次，半年时间死了200多人。”
中国人可杀不可辱！他们决定发动起义，以死换得尊严。“在日本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花冈四面是海，暴动的结果肯定是死，但我们不暴动也难逃一死，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起义。我们计划将日本监工和中国汉奸杀死后，大家就往北海道的方向跑，到达海边如果能抢到船只就漂流大海，如果不成就与日本人决战后投海自杀。”
6月30日晚上，20个精选出来的突击队员，乘夜色冲进监工住房，棍棒齐下，当场就砸死3个监工。可惜事先没将窗户钉牢，剩余的5个监工越窗逃跑，除一人被打死外，另外几个跑掉了。整个矿山顿时大乱，到处拉响警报。
“事先的计划被打乱了，原来大家计划做一顿饱饭吃的时间没有了，我赶紧集合队伍出发，到达狮子山时，队伍就被冲散了。日本集结了2万多宪兵、警察前来围剿，将山团团围住，并逐渐缩小包围圈。一周后，除一人失踪外全部被俘获。”
“劳工们被两个人捆在一起，在铺着碎石和沙子的广场上没吃没喝跪了3天3夜，膝盖被磨破露出了骨头。有的人被折磨死了，另一个人只好背着死人跪在广场上，3天就被折磨死了130多人。”
“日本警方认定了包括我在内的12个人是主谋，严刑拷问是不是中国政府授给我们颠覆日本的任务。我回答说，不是，暴动是为我们的尊严。”
在秋田地方法院，检察当局以杀人主犯的罪名，要求判处耿谆死刑、其余11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9月11日，耿谆被判无期徒刑。
日本战败后，中国劳工陆续被送回国内，1946年11月耿谆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以务农为生，1985年成为襄城县政协委员，次年当选县政协副主席，现已卸任。
对日索赔：成了一桩未了的悬案
抗战胜利后，因为中国劳工的反抗和暴动，虐杀中国劳工的加害者们受到了国际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被判处无期徒刑，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被判处绞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中唯一一例被判为战争犯罪的劳工案件。
“花冈惨案”中被虐杀的418个冤魂的血债没有得以偿还，中国劳工在日本受虐受辱的那段历史，也没能大白天下。为了让加害中国劳工的日本人谢罪、赔偿，为了让那段历史不再复演，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耿谆多次远赴日本进行讨伐和诉讼。
“我们认识了日本律师，决定起诉鹿岛组。1989年12月，我们以’中国劳工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名义，向日本‘鹿岛建设公司’郑重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向'花冈惨案'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谢罪；二是分别在日本大馆市(当年的花冈町)和北京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花冈烈士纪念馆；三是向'花冈事件‘受难者986人每人赔偿550万日元，以象征性地补偿我受难者肉体与精神上所遭受的苦难、创伤和牺牲。”
“大家表示，如鹿岛建设公司’执迷不悟‘，纵使千载之后，子孙们也要继续讨还血债。但三项要求鹿岛组一个也没有兑现。”
“后来，我们11人在日本起诉鹿岛组，我是首席原告，但东京地方法院宣判驳回了我们的诉讼请求。我们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高等法院从1998年7月开始，一共开了6次庭，但到第7次就开始找我们协商了，要求和解。到了2000年11月份我们才知道，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提出给5亿日元的捐款，并申明捐款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
“我气得昏迷了3天。他们没有向中国人谢罪，这是日本人有意给我们的耻辱。到现在我还是不接受判决，我是首席原告，不接受就还保持着控诉的权力，这个案子现在就成了一桩悬案。”
“2003年3月14日，我发出了严正声明，一如既往地反对屈辱的和解，拒绝领取可耻的鹿岛捐出的发放金。我是花冈诉讼的首席原告，’和解‘对我们无效。今年是花冈惨案60周年，我重申我的严正声明，日本人必须谢罪、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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