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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省人民大会堂内，上千名参加海南省“推进林浆纸一体化工程报告会”的与会者中，相当一部分人瞌睡不止。是他们太过劳累？抑或是会议本身令人乏味？
在商品社会的今天，随着政府部门的放权，政府的会少了，企业的会多了；在企业里，大型的会少了，小型的会多了，这些都是基于沟通和决策有效性的考虑。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开不开会、开多少会，而在于怎样才能召开高效率、办实事的会
众所周知，中国的会多。于是，更多的人对于“文山会海”早已厌倦。低效率的会议的确让人无奈，但有些会却又因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而不能不开。在商品社会的今天，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事业单位，会议都被当成沟通和决策的重要手段，开会也成为许多人的工作状态和生活方式。随着政府部门的放权，政府的会少了，企业的会多了；在企业里，大型的会少了，小型的会多了，这些都是基于沟通和决策的有效性考虑，也是为什么现在人人都觉得有会开的重要原因。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开不开会、开多少会，而在于怎样才能召开高效率、办实事的会议？
民营企业经理李毅两个月前认识了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做团委书记的付海新。刚开始，李毅给付海新打手机的时候，十回有九回，都听到对方在电话那边低弱地呵着气说：“喂，开会呢，呆会儿联系。”或者，“开会呢，有事发短信吧，挂了啊。”李毅知道，自己又碰上了一个典型的会议分子。
后来，每当电话那头刚传来一声低弱的“喂——”时，李毅就抢先说：“开会呢吧，那呆会儿再联系。”然后识趣地挂机。 会议分子
突然发现，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忙着开会；人们最常用的推脱之词成了“在开会”。随着我们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人们的选择也日趋多元。于是，大会越来越少，小会越来越多。 其实问题不在开不开会、开多少会，而在于怎样才能开高效率、办实事的会。
1 会诊中国式会议综合症
会议大国
层出不穷的会议新花样，不仅培育了一批铁杆的会议分子，还催生了庞大的会议市场。1999年北京只有一二百家服务于会展的公司，现在已经有四千家以上。
付海新几乎每天都有会，少则一两个，多则三四个。会议的时间在半个小时到三四个小时之间，有时从早开到晚。除此之外，一个学期中，总要赶上一两次连开三天的大会，这种会的议程通常是：每天早上8点半到中午12点半听报告，下午2点到6点分组讨论，晚上7点半到10点再开会。
在李毅身边，这样为会议献身的人太多了。他知道，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和法人代表，李毅参加过交流会、发布会、评审会、捧场的会、被“批斗”的会等各种各样的会。最常见是内部的会：周一上午，和几个核心员工恳谈，谈通就算了，谈不通中午还要和他们一起吃饭；周三是公司高管之间的固定讨论时间；周五和核心员工再简单恳谈一次；周日晚上跟合伙人开会。
与付海新不同的是，除了一年两次的股东大会和一年一次的员工大会，李毅公司内部的会都非常小，顶多三四人参加而已；而且任何会不超过1小时，谈心不超过半小时。
近些年来，各式各样的会议名目日渐繁多，任何人随便就可以罗列出数以十计的“会种”。
层出不穷的会议新花样，不仅培育了一批铁杆的会议分子，还催生了庞大的会议市场。现今中国人一年有多少人在开会？开了多少会？除了单位内部的各种日常会议外，来自会议市场上的一些信息又表明：1999年，北京只有一二百家服务于会展的专业公司，而到现在已有4000家以上。如此众多的公司靠会议生存，会议之多可想而知。
中国旅行总社的会展部门1996年成立后，业务量以每年10%—20%的比率增长。国内中旅还不是接会议团队最多的旅行社，但去年承接会议团队已达六七百个，人数1万人左右。在被称为“年会天堂”的海南，亚龙湾边的喜来登大酒店，每年要接待将近200个会议团队，每年12月份酒店有半个月都是满房，房客都是来开会的。 会议分子关键词
今天，开会成为许多人的工作状态和生活方式。这么多的会是从哪里来的？
“我乐于去开的会有两种：一是解决问题的，一是统一思想的。”李毅说。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事业单位，会议都被当成沟通和决策的重要手段。随着政府部门的放权，政府的会少了，企业的会多了；在企业里，大型的会少了，小型的会多了，这些都是基于沟通和决策的有效性考虑，也是为什么现在人人都觉得有会开的重要原因。这个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业已开始，因此，“沟通”和“决策”是广大会议分子最为熟悉的第一批会议敏感词汇。
“作秀”应该是会议分子的第二敏感词。整个中国的公关策划业和展览公司的兴起，有赖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IT泡沫时代。前博能公关公司客户经理孙英回顾，那时IT公司玩的是概念、模式，要宣传这些东西，就得开会，而开会的第一目的是秀自己。加之IT公司要上市本身就要求做路演(ROADSHOW)，路演的本义就是一种秀。
以秀为目的的开会，花样当然要多，节目当然要精彩，于是才有了诉诸专业公司的需求。那时为会议服务的公关公司和展览公司进入门槛极低，大部分都只一两个人，利润率达到200%，绝对是暴利行业。
当各种规模巨大的会议中心和会议休闲度假村在大城市的周边兴建起来的时候，“休闲”就成为会议分子心目中的第三敏感词。一般来说，凡是在上述地点召开或由旅行社承办的会议活动，基本功能便是休闲了。这种会议，玩不好就意味着不圆满，不务虚就显得太别扭。对此，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以至越来越多的人把会议作为一种休闲和福利的方式坦然接受。 患上会议综合症
毛彤是北京一家外企的部门经理，周一是老板跟各部门经理开会的固定时间，会上，她最怕听她的老板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我听到的故事。”这句话讲几回，会就要开上一天了。周五毛彤还要开一天支持销售的会。这样，除去开会，毛彤实际上一周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三天，干不完就得加班。
毛彤的公司还常开一种不定期会，一个部门准备些吃的，冰激凌、汽水、咖啡、汉堡包等，邀请其他部门的人来一起给他们出主意；原本想头脑激荡一下，不过，来的人通常是胃部激荡一下后留下几句什么也不是的意见便扬长而去。
以“作秀”为目的的会，必然带来与务实观念的冲突。2001年IT泡沫破裂时，一些寄生于IT的有一定规模的公关公司，由于来不及转型而跟着关张大吉。好在作秀之风已经劲吹起来，于是你方秀罢我登场，房产、汽车、大众消费品、体育仍隐含强大的作秀需求，政府的秀意也比以前更加开朗。但秀得再热烈结果总要自己埋单。客户的想法越来越经济，会展公司的利润空间只得一降再降。
另外，政府、科技园区、协会等部门为了自己作秀，而挟持下属企业参与作秀的情况尚未杜绝，尤其是有点名气或效益较好的企业，对这一点更加防不胜防。被置于休闲、福利功能下的那些会议分子，仍有一些难逃腐败分子的嫌疑。在去年的审计风暴中被曝光的国家电力公司，曾为召开一个内部人事干部会议，在短短3天时间里花费304万元。事后，又通过做假账的形式，企图掩盖事实。这恐怕是会议腐败的一个极端例子。
2 会议分子症候群
高、中、低各级别会议分子和外围会议分子一起，构成了中国世俗的会议生态。
高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二把手或公司的老板、高管，在会议上，他们通常是主席或贵宾。手中的权力使他们在会议过程中不敢随便表态，往往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讲一通永远正确的废话。
共同特征是：都研究过中国革命会议的历史，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重大会议的深刻教义他们烂熟于胸；他们惯于抽象概括，出口就是一、二、三。边说一，边想二，在一个分支话题里扯多远都能再拉回来。表态时充满了技术性的智慧，喜欢用先肯定，再转折的表述方法，如：“行，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又怎么办呢？”爱用“啊，……”作为一句话的起头。
中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单位的中层干部或部门经理。在不同会议上，时而是发言的主力，时而是坐在主席台上但不发言的人，时而是主持人，时而是陪会的听众。因为承上启下，中级会议分子在体力上是最累的。
共同特征是：手机常设在静音状态，经常在厕所里或厕所附近打电话；知道什么会上应该毕恭毕敬，什么会上应该慷慨陈词，什么会上应该休养生息；因为很可能会出现“会冲会”的情况，跟他约时间，他总是先说：“好，没问题，就这么定”，然后再加上一句：“到时候再确认一下”；不管听没听清别人说什么，都习惯性地说“好的好的好的”。
低级会议分子：
俗称是群众，听大报告、全体员工大会或自己小部门的例会，是他们仅有的出场机会。
共同特征是：能够成功地把会议时间转化为手机短信的无线QQ时间；在会场上比平时任何时候都热爱阅读；一定要和另一个标准的低级会议分子坐在一起，以便在纸上漫画交流；趁会议让脑子放松下来，做做平时没时间做的白日梦；怀孕的低级会议分子会在会议时间里安详地感受胎动；开小部门例会时侃侃而谈，进入大会场后即自觉进入半聋哑状态。
外围会议分子：
娱乐、IT等行业特别喜欢作秀和宣传，“跑口”的记者们比其他同行要忙很多，他们辗转于各个会场之间，忙得不亦乐乎。
前几年，会议多半有礼品赠送，又有饭吃，所以出现了一帮会议骗子。他们给前台放一张名片，就可以领礼品、蹭饭。现在主办方有经验了，一般都规定持邀请函才能参加，安排吃饭的也越来越少。
3 会场是秀场 更是战场
边缘会议分子过去叫“办会的”，现在叫“会展行业从业者”。
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IT行业的作秀狂澜中诞生，之后很快冲破了IT的围栏。现在的局面是，你来决定秀什么，他们来决定怎么秀。在作秀型的会议中，他们是导演，再重要的核心会议分子，只是演员表上的一个名字。 先开几个会来决定一个会怎么开
“不行，冷焰火不能用了。”苏州工业园区内，欧洲某IT公司市场部的会议室里，公司市场活动经理告知北京某公关策划公司代表说，由于即将举行的新项目启动大会最终定在白天、户外进行，所以，原订会议上最关键的“出彩”环节——冷焰火，必须重新设计。接着，两方人马就这个环节展开了讨论。
北京方面也同时得到了消息，这个时候，最后一车会议道具也启程运往苏州了，公关公司总经理金晓英立刻召集家里的全体部下开会，大家慌乱地将一个个点子抛出又否掉：因为是白天，烟花、电脑灯都没法用，剪彩太一般，舞狮子太民族。这时，一个在手里不经意玩着名片的小伙子突然由名片想到了那公司的产品——芯片。
经过一阵“头脑风暴”，提出让参加启动仪式的十几个人每人手持一块象征芯片的小板，同时插进一块象征集成电路的大板的夹层里，同时爆出公司LOGO。这个方案后来演化成启动仪式上的精彩瞬间。
金晓英1999年进入公关公司做活动策划，此前，一直在外企市场部，有时也办会。她记得当时总是自己找几个美工，找几个木工，自己联系场地就行了，从没想到开会还需要找一个专业的策划公司。
而现在，不仅自己掉进了“开许多会，来决定一个会怎么开”的漩涡之中，这也成了许多企业市场部、办公室、公关公司、展览公司惯常的工作状态。办一个最普通的外部会议所涉及的印刷品、礼品、会场布置、场内服务、场外展示单元、新闻宣传、吃饭、住宿、交通、接待，诸多环节都得开会讨论，逐一落实。 秀场即战场
实际上，金晓英后来在苏州做的那个启动大会令她惊心不已。做成集成电路形状的大板因为太长了，非常怕刮风，风一大，整块板在从空中放下来的时候就会乱抖，万一吹断不堪设想。开会前，排练了两次都不太成功，所幸正式启用的那次却是最成功的。
“跟打仗似的。”这是金晓英在讲述她的办会生涯时最爱用的一句话。她手中的AV公司、激光公司、制作部门、演员经纪、各种文艺团体、各级别模特等办会所需的资源，也像是供她调遣的部队。对和金晓英等一干应会而生的边缘会议分子来说，别人的秀场也是他们的秀场，更是他们的战场。
罗红在一家中关村的IT公司做市场经理时经常做一个梦：会已经开始了，而所有的人都在会场外面看电影，她怎么叫都叫不进来。看来，会议把她折磨得够戗。
公关公司的员工多半是女的，而会展公司的员工一般都是男的，后者的体力活儿多，一开起会来更得能冲能打。
在会展业做了6年的李海涛记得，2001年COMDEX大展在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时候，他一口气做了5个展位，但恰巧都不在一个馆里，2、3、4、5、8号馆一处一家。“过来调调这儿”，“盯紧点”，“留在我身边，别出我的视线”，到了会场上，客户只认他一个人。
在大展进行的4个白天里，他没吃过一顿中午饭，没喝过一口水，腰里别着5个对讲机不停地走。
在诞生于财富论坛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市场营销总监宫向农，见证过更加宏阔的会议战场。宫向农说，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40多天时间里，上海国际会议中心4400平方米的最大的多功能厅的灯光从来没有暗过。从1000—3000人开会到1000—3000人吃饭，大多功能厅昼夜“翻场”。
宫向农说，上海承办F1赛事期间，官方举行正式晚宴，1000人在一起吃西餐，一人五道菜，一道菜一个盘子。当时的情景是：前面大厅里有1000人用餐，后橱厅堂里排放着4000只盛着菜肴的盘子。“一挥手一批人出去，就像真的战场。”
亲历过很多国际顶级会议的宫向农，印象最深还是ORACLE公司两本100页厚的会议手册的缜密，和微软年会上40个大屏幕联袂呈现的开幕式的震撼。
李海涛去世界会展业中心德国考察后，明白了为什么在北京汽车展上，国内厅与国外厅相比土了那么多。现在，离先进的国外会展公司的全面进入还要几年时间，对国内的边缘会议分子来说，真正的战役尚未打响。
链接
会议成本怎么算
开会之前，算算会议成本；开会之中，想想会议效率。
会议耗费的物质成本，如会议设施租用、场地、旅行费、食宿、文件准备费等总会被企业认真考量，但内部会议的无形成本，通常不容易被注意到。
目前国外流行的一个会议无形成本计算公式是：
会议成本＝每小时平均工资的3倍×2×开会人数×会议时间(小时)
公式中平均工资所以乘3，是因为劳动产值高于平均工资；乘2是因为参加会议要中断经常性工作，损失要以2倍来计算。因此，参加会议的人越多，成本越高。 会议史话
有考古者发现，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产生了开会的形式。当时，大家聚集在一块空地上，讨论一块肉或一张兽皮如何分配，以及安全等问题。现在看来，这是人作为群居动物的本能需要。
之后，随着社会等级的出现，什么级别的会议，就由其相关等级的人参加。由此，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开会分子和集权政治。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出现，会议出现了职业分界趋势。会议分子因为职业的不同而参加不同的行业会议，无界别的全社会统一大会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想办法减轻会议负担，出现了无会周、无会旬，把官员从文山会海里解放出来。
现在，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已经成为社会趋势。在农村，有了村民代表，所以基本不需要开全体村民大会。在城市里，只有当社区居民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开发商及物业公司论理时，才能召集起会议。
说到底，会议的本质就是解决信息沟通的问题，现在由于媒体和通讯工具的发达，已经部分地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会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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