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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空——人物：这里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办公大楼。新任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楼里的第5层。2005年6月30日，也就是香港回归8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我们在这里专访了曾荫权。
主持人：问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您一般每天是根据什么来决定我今天选择什么样的领结。
曾荫权：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一共有一百个领结，有四个架子，每个架子有二十五个，我每天拿一个，晚上放进去，再在邻近旁边的拿出来，一百天以后就做另外一次，也就是说隔一百天之后我会再次看到这个领结。可能是，但可能也有部分退休的放下来，买了新的放进架子。
主持人：为什么选择领结呢？是因为它很方便，还是跟其它的比如系领带相比较，它更有个性？
曾荫权：我告诉你，这个是效率最高的东西。领带很漂亮，但是我的发觉就是，我的领带越贵的时候，弄坏的机会最高，汤、酱油会进去。但是你用这个蝴蝶结，永远不会有这个问题。另外是我生的个子小、矮，那么每天用领带，前面一边比较那边长一点；但是每天每个领带不同，每天花很多时间做那个事情，但这个蝴蝶(结)它没有这个问题。
2005年6月24日上午8点50分，曾荫权走进人民大会堂准备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上午九点，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曾荫权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誓。宣誓完毕，温家宝向曾荫权颁发了国务院第437号令。随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接见了曾荫权。
胡锦涛：首先，我要对你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表示祝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补缺选举中你能够获得714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和支持，顺利当选，被中央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这不仅表明香港社会各界对你的认同和支持，也表明了中央对你的高度信任和期待。
温家宝：此时此刻，祖国和全体港人的厚望和期待比祝贺更为重要。我深信曾先生一定能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誓言。
记者：北京的这两天，接受中央政府任命的过程虽然很短，但是还是感触很深的两天吧？
曾荫权：对，不是两天，那是一个晚上两个白天，当时我是第一次同主席，同总理，每一个人都超过一个小时同我对话，语重心长地对我讲很多的事情，还有很感动就是主席要求我不要改变你的风格，这个是对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是代表香港人，我们的价值观同一般的内地同胞价值观有点很不同，衣服不同，我蝴蝶(结)它也不同，讲话不同，我讲的普通话不流利，还有就是公文上我们常常用英文，在整个体系整个人表达的让我觉得这是，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内地的官员还是内地的人士。但是主席接受我，总理接受我，还有是支持我，这是真正、真正地落实了一国两制，对我是很感动的。
曾荫权出生于1944年。当警察的父亲崇尚“棍棒出孝子”的教育方式，作为家中老大，曾荫权经常会因为做错一些事情被父亲责打。但这丝毫无损曾荫权对父亲的敬爱，反而让他从小培养起了一份责任感。为了帮父母带好四个弟弟妹妹，他很小就开始打工贴补家用。
曾荫权：我们一家人住，有一段时期，在五十年代时候，我们住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但是我没有感觉的是我们缺乏什么东西，因为每个人看到邻居都是一样的，每天都打打骂骂，没有办法，一定有。但是我想过来的是，以前那些生活都挺快乐的。我们就是游戏，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捉迷藏，打球，踏单车，这是最好的玩具，其它没有了。但是我的童年还是快乐的。
记者：在六个孩子的家庭里，您是长子。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长子是非常难的，他跟特首的某些品质很相似，忍耐、牺牲、榜样、然后努力等等，有没有感觉到当时做长子是很难？
曾荫权：做长子就有势力，有权力，但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在富裕的家庭，我没有机会上大学，第二个弟弟还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老三以下全部都上大学了。我赚了钱给父亲母亲，他们就可以用钱供养我们两个弟弟妹妹上大学。但是我没有发觉到我同老二有什么事发生了什么毛病，因为香港也给我们同样的机会，如果我们付出了一分的努力，可以得到的是可以接受的结果，这样想，我自己的心愿对我来讲是我对香港是十分地感激。
记者：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梦想吗？
曾荫权：我自己的梦想，不单是我一个人编织的梦想，是香港人一起编织的梦想，是这个普通的家庭，责任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有工作的目标，一步一步地爬升。这个不单是我曾荫权可以做到，在公营的部门很多人都做到。还有私营的部门，每个人都有个机会爬升，最重要的是要努力，要耐心，就可以达到了。这个是香港的梦。
记者：在您演讲这个刚才特别都谈到了香港的梦，原本其实我也要问您这个问题，是否可以把您在这样家庭里成长为特首的故事，直接拷贝成香港梦的一个非常精彩的版本？
曾荫权：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有做同样的梦，还有经过同样的努力，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们最典型的精神就是全力以赴，有目的，有目标，有耐心，有耐力，有求学，有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技术，还有学习别人的长处，可以补补自己的短处。
1964年，曾荫权预科毕业后，他被香港大学建筑系录取，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身为家中长子，曾荫权放弃上大学的机会，20岁便投身社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辉瑞药厂的西药推销员。
记者：因为您已经屡次地提到它，说您在年轻的时候去做这个孤独的推销员，然后不断地要去医院去碰钉子。为什么要经常提到这段经历？在您回忆的时候？是很温暖很感动地回忆它，还是很难过地回忆它？
曾荫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是个很好的开始。当时吃得白眼不少，碰钉子不少，但是给我的一个最好的训练，最好的历练。是给我的耐心。还有的是，每一天工作以后，一定要自省，我今天为什么不得到这样的结果，是我的说服力不足？还是客人就不合理？对我来讲是每一天每一天。因为那是第二天早上回来对主管来讲，我去了见了这么多医生，但是这个接受我的意见，这个不买我的药，这个买，这个不买，为什么呢？我就解释。还有是给我机会的都能谈话，对话，对不同的人接触更多，对我往后的工作，特别是对不同阶层的人士很重要的。我很尊重这个回忆的。短短的两年对我十分重要。
1967年，曾荫权考取二级行政主任职系，加入政府公务员行列。与众多精英人士为伍，仅有高中文凭的曾荫权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直到1981年，香港政府给了曾荫权一个难得的到哈佛深造的机会。而那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记者：在看您的这个经历当中，因为大家一直在为您遗憾，在很年轻的时候没有拥有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后来，看您在不太年轻的时候，三十多岁的时候，奔四十的时候，突然1981年拥有了去美国哈佛大学读硕士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开始会替您担心，行吗？能不能拿下来？但是最后九科全都是A，您怎么做到的？
曾荫权：在那段时间当然是做了一些努力，最重要的是我感觉我珍惜当时的机会，当时是对每一份课程我都用尽我的方法，还有我就很喜欢学，求学的心很重。所以虽然我当时三十多岁，但是有我夫人的支持，她是同我一起去的，对我一直很支持，最后的结果还是很意外的。您知道在那一段经历里头我读到的是什么吗？我读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我看到您跟香港之间的关系，据说您曾经有一个半夜突然对夫人说：我想念香港的云吞面。如果现在让我用一百美金去买一碗面我都会买，是这样吗？是。当天是冬天。外面下大雪，思乡病很重，最后的决定不是馄钝面，是因为我们是香港人，我们老家是香港，我们国家是中国，一定要回来的，就是这样了。
曾荫权：当时是对每一份的课程我都用尽我的方法，还有我很喜欢学，求学的心很重。所以虽然我当时30多岁，但是我夫人就支持，她是同我一起去的，对我一直很支持。最后的结果还是很意外的。
记者：您知道在那一段的经历，我读到的是什么？我读到了一个很好的细节，我看到了您跟香港之间的关系，据说您曾经有一个半夜，突然对夫人说，我想念香港的那个云吞面，如果现在让我用一百美金去买一碗面我都会买。是这样吗？
曾荫权：是，真的是。当年是冬天，外面是下大雪，我们睡得不好，思乡病很重。为什么我们讲的，最后的决定不是因为云吞面，是因为我们是香港人，我们老家是香港的，我们国家是中国，一定要回来的，就是这样的。
1982年，曾荫权在哈佛大学获公共行政硕士学位毕业后回到香港，当时他是首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香港政府高官。1984年曾荫权在沙田担任政务专员。由于政绩突出，一路获得提拔，1995年曾荫权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1997年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在特区政府执掌财政大权，也就在那个时候，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中旬到1998年8月，著名“炒家”索罗斯联同其它才力雄厚的金融“大鳄”三度冲击在香港奉行的联系汇率。在猛烈的冲击下，港元兑美元汇率迅速下跌，各大银行门前出现了一条条挤兑的人龙，这也是香港自80年代以来从未遇到的情况。
记者：当时您作为财政司司长，要积极地去面对它。但我也听说您自己说过，曾经在半夜有过睡不着觉醒来流眼泪的时候。
曾荫权：哭了。哭了。哭了。就是用的储备不是我自己的钱，是香港老百姓汗水的结果，用得不对怎么办？还有的是就是对付炒家是必须的，但是对我自己经济的信仰是不对的，我很信一个自由经济的政府在市场领域是不应该干预不应该插手的，但是当时的市场完全破坏了，不能不做事。最重要的是，我感觉到如果做错了以后，这个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的市民。这个是最苦的时间是这样。但是决定以后不怕了。决定以后我做的事，每天每天做事已经有目标，一定要做好。当时是外国人欺负我们，很清楚，我们没有对外国贷款，我们是平衡预算案，我们贸易是平衡的，我们基金是充裕的，银行里有储备也是丰富的，但是因为我们有钱，他们欺负我们。
记者：就哭过那一次吗？
曾荫权：这是一次。哭的有，我孩子结婚的时候也哭了。
记者：但是那是幸福的眼泪。
曾荫权：对，不同。
记者：类似这样的挫折给您的打击有多大？您靠什么坚持去面对它？
曾荫权：有很多的方法。对于我来讲，最近二十多年来，我的宗教信仰对我很重要，我每天早上都要祈祷，给我个机会可以反思。最重要是我的同事，我的夫人对我的支持是最重要的。每一次有事情发生，有挫折，我都是正面地对待，因为每一次事情发生以后，对我来讲可能是提供一个新的机会。
2001年5月1日，曾荫权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一年之后，他因“服务香港成绩超卓”而荣获大紫荆勋章。2005年3月12日，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大会表决通过了增选董建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日，国务院批准董建华辞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职务。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即时署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职务。
记者：因为在今年的农历新年的时候，我在媒体上看到说，您跟您的同事讲，我到2007年的时候，就在政务司司长这个位置上我要告老还乡，去过相对悠闲一点的日子。但是时间变化得很快，很快三月份的时候，董先生提出辞去特首，这样的一个变动。那个时候你就会在内心里经过您自己的考虑：我做不做？我怎样去做？接不接受？面不面临这个挑战？参不参加竞选？您最后是怎么做决定，当时的犹豫是什么样？
曾荫权：对我来讲这是个不容易的决定。最重要的是，我就是对我的年纪很敏感，我感觉已经六十岁了，我很佩服的上海人，他们的领导是五十多岁，为什么香港不可以一样做呢？所以考虑到应该我们香港比较年轻的人担当这个职位。但时间太短，我考虑了给其他的同事，上届的人士可以在这个很短的时期抛身出来做这些事情的人数不多。还有我得到的是很多同事的支持，朋友的支持，还有最后是我得到了我夫人的同意。这个对我很重要。最后决定尝试一下。参选。这个时期我不能跑的，一定要上。
记者：可能相对曾经期待过的悠闲的日子就要向后推后很久很久，这可能是一种牺牲。
曾荫权：我不用牺牲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责任，这个是一份光荣，一份工作。
2005年6月1日，国务院批准曾荫权辞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职务，6月2日，曾荫权宣布参加特首竞选，当天下午3点，曾荫权首度以特首参选人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在参选演讲中，他动情地讲述了一个普通港人子弟一路坎坷终获成功的感人故事。同时，他还公布了参选理念，其中，“强政励治”处于首位。
记者：每一个走上新的角色的政治领导，都会去考虑，都会有他新的工作特点。那么您特别强调的是强政、励治，然后加强管制能力。您的这个强政、励治，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它？
曾荫权：最重要的目的是“言必行行必果”，但是有基本的条件的，这个第一就是任何的政策、措施要应以民意为主、为基础，另外就香港的环境，我就提出了有一点想法：政府的架构、系统也要改善。还有我们要坚定维持我们公务员的制度，这个重要。我又提出了我们要加强我们对立法会的关系，希望我们施政方面透明度比较高一点，争取他们的接受。
记者：您多次都谈到了市民，谈到了老百姓。您一定知道其实中央政府这两年也在谈老百姓、谈以民为本等等，那么大家在您的报告也好，演讲当中也多次看到以民为本这样的字眼，您是怎么考虑这四个字的在香港？
曾荫权：比方说老百姓要申请一个批准申请的时候，当时是有的公务员，是不是以民为本的方法做客气一点，把自己放在申请人的身份来考虑这个事情，这个重要，还有我们就是每一个政策都是以民为本。但是有没有时候。因为比较方便。因为政治的需要对一个民众的需求，考虑的比重比较小一点啊，这个可能是政府得到不得到市民的接受可能有关系的。
记者：很重要的一点能不能执行得好，也在于特首本人，在您的心里头以民为本的这四个字有多重？
曾荫权：这个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考虑这个事情，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是管治这个事情，管治是什么呢，就是为市民服务。如果是没有这个背后思想，就是我们没有资格管治这个地方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个首要的位置。
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期间，曾荫权常常便装行进在街头巷尾，听取各界港人心声。在荷里活道警察宿舍，曾荫权重游旧居，并到多年前的老邻居、经营水果档的李老伯摊位上买了一些水果。此后，他坐船出海访问渔民，到国际金融中心看望商户。所到之处，市民都纷纷与他握手表示支持。6月16日，在选举委员会796名委员中，曾荫权获得714位委员的支持。而另两位参选者均未获得100位委员的提名，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23条和28条，曾荫权自动成为惟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人选。
记者：在这714张选择您的票背后一定有很多让您感动的故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您支持的力度有多大？
曾荫权：有部分还是我的朋友，也不少了，也有的是对我的工作很怀疑，比方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建立我们香港的社福界，社会工作者投身这个工作很大的付出很多热情，大部分时间就做草根基层的工作他们看到了，市民有的辛苦的一面，我没有看过，我花了很多时间同他们见面。我认同他们，我对他们很多事情我不认识，但是我愿意跟他们认识，跟他们一起做。我答应他们继续我们对话，认识他们面对的困难，希望可以参与他们解决这个困难。很幸运，我得到了差不多全部分的全部分社福界的支持，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一开始参加选举，我已经有决定一定要全力以赴，每一票每一票我都争取。
记者：因为也有人说过，说这个您是不是有点太努力了为什么每票必争呢，显得特别地强，您对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曾荫权：对我来讲是一个严肃的工作，当然就要求你争取，要竞争，你不能够是因为我们有八百人的选民，你做工夫做了一百个以后停下来，这个不行的，你一定要全力以赴。每个参选人就这样做，那么如果是有人得到一百票，那么就进入下一层次的选举了。以前有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的是我们对手没有全力以赴。
记者：796张选票当中您获得了714张，我们很多人感觉是这个竞选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您自己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可以获得这么高的支持，他们选择你的理由是什么？
曾荫权：我相信他们认识我，我已经做公务做了三十多年。他们知道我，很清楚我的优点，很清楚我的缺点。
记者：您觉得您的最大优点应该是什么？
曾荫权：估计自己的优点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相信香港人相信我做事有承担力，相信我做事，如果是答应他们我能做得到。还有是他们知道我尊重香港市民，尊重他们的权利，尊重他们的能力，尊重他们的理想，我相信这个是我一点优点吧。但是缺点很多.
记者：优点别人说得很多，但是缺点往往别人在说一条，就是说您的脾气不太好,是过去还是持续到现在？
曾荫权：以前也有，现在也有，但是比较收敛一点，有的吃了苦头以后知道发脾气都没有用的事情。同事也是一样，但是他们对我都很好，一般都是知道我是对事不对人。还有我如果是讲错的，我一定是对他们道歉，对他们说是我的不是，但是他们都理解我的，最重要的是我的夫人包容我，但是过后她会提醒我的。
曾荫权的夫人鲍笑薇是澳门历史悠久的“元记饼家”家族的幼女。自1969年成婚以来，夫妻二人已携手走过36载风雨。他们共同抚育了曾庆衍、曾庆淳两个儿子，而今，两个儿子均已长大成人。他们一个已成家立业，另一个仍在国外求学，而曾荫权夫妇始终恩爱如初，他们经常一起散步谈心，偶有闲暇，夫妻俩还会手牵手出去买菜回家做饭，充分享受一番居家之乐。
2005年7月1日，香港回归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曾荫权携夫人鲍笑薇参加了升国旗仪式，这也是他第一次以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身份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
记者：从您正式接受中央的任命，成为特首到现在，几天的时间过去了，这几天您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曾荫权：时间过得很快，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快，但是还没有感觉到压力，最重要的是因为时间过得快，没有什么机会静下来反思，但是感觉还是好的。我心里有很大的活力，希望再做点事。
记者：会不会有一点兴奋。
曾荫权：有啦，这个不可以避免的，但是总的感觉是好的，给我一个新的机会，同一般的老百姓要短距离地见面谈话，听听他的心声，很有意思的。
记者：您正好说到了这一点，很有意思，今天我一到香港就翻报纸，结果报纸上当然很多您的消息，可是您的消息您看，今天我就看像这样的照片，我特别惊奇的是，星期一刚有委员跟您提出建议说应该去看看老年人的医疗问题，您星期三的上午就去了，为什么要这么快？
曾荫权：这是听他们讲了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想了一晚以后，立即约立法委员去看看。很有意思，当天我们就是六点多钟开始，到九龙一个公共的诊所，很多老人家五点钟开始已经排队，真苦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避免他们生着病不需要排队这么长时间，这可以的，有方法做的应该。
记者：但是可能也会有人说说这是因为特首刚上任几天，因此他的速度很快。但是起码在未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头，您是否都可以保证这种比较高效率的比较强调速度的这种工作方法？
曾荫权：我以前做事也是不慢的，我的要求很高，对于自己的要求高，对我的同事要求也高。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公务员，香港一般是高急速的，高急速的，考虑很清楚的，如果上面决定以后，快点做比慢的好。我发觉是，如果快错的机会也有，但是小。如果说接受百分之五错误的机会，那么百分之九十五我做得很快。我应市民的要求，我相信相对来讲是值得的，是值得的。
记者：效果很高，很勤政，你四处在跑，会不会使您手下的这个团队都为此发生变化，要向您靠近。
曾荫权：一定会，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就一起研究当天媒体的报道，全部的主要官员都一起的，八点四十分每天早上一起。我讲我的想法，他们讲他的想法，我们的结论，但是是用行动回应市民的要求，如果是这样做，许多官员一定也这样做，我们一起做。这个方面不但是回应市民的要求，还有增强我们团队的精神。
记者：但是您给自己的现在开始工作的目标是确定的两年还是一个很长久的未来？
曾荫权：有的部分是两年内可以开始，不能够完成。有部分已经开始了，我们继续努力，有的部分可以初步地着想，做了个事头然后继续来做。但是我相信，香港的管治要联系起来，要一个长期的工程，但是我最重要就要这两年做好，做一个好的势头，然后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记者：两年看似很长，但有的时候又很短，但是你希望两年后在您所领导下的特区政府使香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个时候您会很欣慰地说这两年我做得不错。
曾荫权：我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有活力的政府。市民对我们支持率比现在高一点，另外我们的行政机关同立法机关的关系比较好一点，我们工作目标是一样的
如果我这两年做了这个事情，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
记者：但是当有一天您会离开为香港百姓服务的这个政府的位置的时候，您希望那个时候百姓怎么送别您？
曾荫权：我希望他们讲，他是个清官，他是一个好的香港仔，他做了一场挺好的香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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