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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六大到今年3月全国“两会”，中国政坛新老交替顺利完成。人们在热切关注两代领导集体权力交接的同时，不应该忽略政坛的另一种代际更替：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及东欧的“海归”群体退隐，改革开放后负笈欧美的新一代“海归”群体悄然登场。
新“海归”官员渐担重任
3月31日，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高调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就央行政策侃侃而谈的时候，刚从外交部副部长位置卸任的周文重正在进行出国前的最后准备。3天后，他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出现在华盛顿火车站。
经济学家周小川和外交官周文重，多年前都曾留学海外，周小川修学美国，周文重则在英国巴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进修数年。今天，他们一个主政央行，一个主持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政治位置举足轻重。
周小川和周文重在政坛崛起的背后，一个逐渐扩大的群体十分引人注目：当年在国门开放的大潮中负笈海外的新一代留学生群体，回国后经历大浪淘沙，其中精英者今天开始登上中国政坛。
教育部部长周济经历与周小川相似。1980年，他获得了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机械工程系学习的机会，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由教授、校长至武汉市市长，随后迅速进入政坛高层。他的副手、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则留学于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
科技部是“海归派”的重镇。部长徐冠华有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两年访问学者的经历，副部长马颂德1986年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计算器视觉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另一名副部长程津培1987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有机化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外交部数位高官均属“海归”派，前后几任副部长张业遂、周文重、王光亚就读于英国巴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院校。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1984至1987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做博士后研究，副部长蒋作君留学美国布法罗大学。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曾就读美国密执安大学土木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人事部副部长王晓初曾获得美国西蒙斯学院理学硕士学位。
除上述部级高官外，这批“海归”群体中的少数人已经进入更高序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1979年从工作的浙江大学到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机械系液压气动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1981年至1984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我国最早的MBA留学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1980年至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学习。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1985年至1987年美国埃默里大学药理系进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前市长徐匡迪，1982年到1985年间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留学并在瑞典斯堪的纳维亚.兰塞尔公司工作进修。
这只是一个开始
以周小川为代表的第十代“海归”官员群体在新世纪进入高层，但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
事实上，一批“海归”官员陆续进入地方党委政府担当重要角色。
据不完全统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有几十人之多，但相对于全国千名以上的副省部级干部而言，比例并不算高，只相当于百分之几。而在庞大的地市级官员群体中，“海归”的人数就更少了，并没有形成从政“海归”人才向上流动的梯队。
“不论是同日韩等东亚近邻国家或中国历史比较，当前‘海归’官员还是少数。”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海归人士王辉耀说。
资料显示，海外留学生归国后从参与的领域来看，经济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归”人士有的高达85%以上，从政的“海归”在官员中的比例显然无法同日而语。
“‘海归’一百年前就有，从洋务运动开始这一现象已经出现。”一位学者说，“此后逐渐出现文官政府遴选高级官员的不成文‘传统’，现在惊呼‘海归’，只说明历史传承突然中断，一旦接续，人们一时不适。不是‘海归’回来，而是‘历史’回来了。”
在王辉耀的眼里，当前的干部选拔制度仍有改进的余地：“体制内”和“体制外”隔着一堵无形的高墙，挡住了许多“体制外”的“海归”派进入政坛的大门。
2004年北京市面向全国招聘副局级干部和高级企管人员，被北京本地媒体以“北京副局级干部招聘优先考虑海归”高调报道，王辉耀对此颇为欣喜，但他留心了一下招聘条件，发现赫然写着：申请者需要有担任正处级干部满一年、或副处级满4年的工作经验。
“这次招聘表面上面向所有‘海归’，但实际只面向从‘体制内’出去，又回到体制内的5%的群体，绝大多数‘海归’群体被排除在外。那么多在跨国公司工作的职业经理人，那些有过国外政府工作经验和公共管理经验的人，他们没有体制内处级干部的经历，能不能报考呢？又有没有能力担任这一职务呢？”王辉耀问道。
王辉耀设想，如果政府能够将中高级干部选拔任用的大门向社会开放，将优秀的海外精英充实到各个政府部门，“政府的行政职能转换绝对可以上一个台阶”。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许多省市反复强调要和国际接轨，如果能让一些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人员直接进入市长、省长的助理班子，他们的国际视野和知识能力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陈泉说。
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在一些政治观察人士眼里，随着政府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海归官员的状态将逐步得到改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归”官员有望形成梯队效应。
“这一代海外留学潮以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对中国的影响将是空前的，再过十年、二十年，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海归”官员也将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积极变化。有政治学者认为，“海归”群体成批在国家机关担任司局级干部，今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海归派”将会更多，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将朝着更加开放、宽容和透明的方向演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留学人员和体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改变。“海归”们既需带来规则的意识，又要学会努力适应体制。
而对于“海归”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应该放在过程中看待。他说，这些人毕竟是知识分子，看问题相对理想化一些，如和中国的现实情况结合得不好，就容易出问题。他们所去的国家可能比较发达，但如果把他们学到的东西不顾中国国情搬过来，反倒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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